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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章（第1页）

在瞭望塔下面——到过里斯本的警官——纵火犯

一个人只要多少有点涵养，他对监狱很快就会适应。牢笼中的安静和充分自由，一旦习惯之后，也就无忧无虑，心安理得。

起先不准我看书。所长要我相信，从家中送书来是不允许的。我就托他买。“如果是科教书之类，文法什么的，也许还可以，别的就得请示总座了。”劝我读文法书解闷，这相当可笑，然而我还是双手拉住所长，托他代买一本意大利语法和辞典。我身边有两张十卢布的纸币，给了他一张；他立即派一个警官替我买书，还把我写给警察总监的信交给他。在这信上，我根据我所看到的条文，要求向我说明逮捕我的理由，或者释放我。

这信我是当着所长的面写的，他劝我不必多事：“这没用，真的，何必麻烦总座，他会怪您不守本分——这对您有百害而无一利。”

晚上警官来了，说奉总监大人命令向我口头转达，到时候我会知道被捕的原因。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油污的意大利语语法，笑了笑又道：“巧得很，书里就有词汇解释，不用买字典了。”至于找头，他连提也没提。我想再写信给警察总监，但在普列契斯钦的警察所里扮演小汉普登1的角色，未免太滑稽了。

我被捕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星期，夜间九点多钟，来了一个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脸上有些麻斑的警官，他命令我穿好衣服，随他前往审讯委员会。

我穿衣时，发生了下面这件叫人啼笑不得的事。我是由家里送饭的，仆人把饭菜交给下面的值班军士，军士打发一个兵给我送上来。每天可以送半瓶至一瓶葡萄酒。尼·萨佐诺夫利用这规定，给我送来了一瓶约翰尼斯堡高级葡萄酒。我与士兵用两只钉子打开瓶塞后，屋里立刻变得酒香扑鼻。我打算好好享受它三四天。

蹲过监狱的人才知道，我们身上保留着多少稚气，一些小事，从一瓶酒到逗弄看守人，都能使我们高兴不已。

麻脸警官发现了这瓶酒，要求我让他喝一点。我有些舍不得，但口头上只得表示同意。我没有酒杯。这混蛋便拿了一只玻璃杯，斟了满满一杯，一口气灌进了肚子。这样喝酒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跑遍欧洲，没看见谁能一口气喝完一玻璃杯，或者一口喝干一酒杯的。我损失了一大杯酒，正感到痛心，麻脸警官却扬扬得意，掏出沾满鼻烟的蓝手帕，把嘴唇擦了一遍，向我赞美道：“马德拉酒真好极啦！”这使我更加不满，我厌恶地瞅了他一眼，幸灾乐祸地想，人忘了给他种牛痘，老天爷却没有忘记让他出天花。

这位品酒行家把我带到特维尔林荫大道的警察总署，领进侧面的客厅，让我一个人待着。过了半小时，从里屋走出一个胖子，神色懒洋洋的，相貌忠厚，他把公文包丢在椅上，把站在门口的宪兵支使走了。

“我看，”他对我说，“您是为最近被捕的奥加辽夫和其他青年人的案件来的吧？”

我说是的。

“我是偶然听到的。”他继续道。“这案子真怪，我一点也不明白。”

“我为这案子坐了两个礼拜监牢，岂但什么也不明白，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才好呢。”他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最好什么也不知道。您恕我直言，我这是给您的忠告，您还年轻，血气方刚，您想讲话，这最糟糕；不要忘记，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我惊讶地看看他，他的脸上没一丝恶意；他猜到了，笑笑说：

“我自己十二年前也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一个官员进来了；胖子作为长官，吩咐了几句便走了；临走时对我亲切地点点头，用手指按了按嘴唇。后来我再也没遇见这位先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的忠告出自真心这一点，我是体会得到的。

接着，警察局长来了，不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另一个人。他叫我去委员会。一间大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桌边坐了五个人，个个全副戎装，只有一个衰弱的老人是例外。他们一边抽雪茄，一边聊天，兴高采烈，解开了纽扣，舒适地靠在安乐椅上。主持审讯的是警察总监。

他看见我走进屋子，便对规规矩矩坐在墙角边的一个人说道：

“老爷子，开始吧！”

这时我才看清楚，墙角里坐着一位老神父，他花白胡髭，脸色青中透红，正打瞌睡，盼望回家，惦记着别的事，一边用手遮住嘴巴打哈欠。他用唱歌似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开导我，对我说，在沙皇任命的官员面前，不讲真话是罪孽，隐瞒真相也对我不利，要知道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甚至没有忘记引用经文：“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恺撒的东西应当归还恺撒”2。最后，他要我吻一下神圣的福音书和

正义的十字架，保证履行我的誓言（其实我并未发什么誓言，他也没要我讲），忠诚坦率地供出全部真相。

讲完后，他赶紧把福音书和十字架包好。警察总监齐恩斯基从座位上欠起一点身子，对他说，他可以走了。然后转过身子把神父的话译成普通语言。

“除了神父所讲的以外，我还得补充一点：如果您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他指指故意堆在桌上的一叠叠文件、信札和画像。“只有坦白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发落。是无罪释放，还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送往高加索——这取决于您本人。”

问题是用书面提出的；有几个问题天真得惊人：“您知道任何秘密团体的存在吗？您有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文学团体或其他团体？它的成员有哪些人？在哪里集会？”

这一切非常容易回答，只消一个“不”字就够了。

“看来您什么也不知道，”齐恩斯基看了我的答案，说道。“我得警告您，不要把您的情况弄复杂了。”

第一次的审问就这么宣告结束。

……过了八年，在审讯委员会所在的这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住着一位年轻时容貌美好的妇女和她的漂亮女儿，这位妇女是新任警察总监的妹妹3。

我常去她家，每次都要穿过那间大厅，齐恩斯基一伙当年便在这里审问和折磨我们。当时和以后，大厅里都挂着保罗一世的画像，这是为了告诫人们，专横暴虐和滥用职权可以落到何等屈辱的地步，还是为了鼓励警察使用一切残忍手段，我不知道；然而他在这里，鼻子翘起，眉头紧锁，拿着手杖，一副威严的样子，我每次经过像前总要逗留一下，但那时我是囚徒，现在则是宾客。它附近的小客厅，一切都显得那么柔和，那么美好，与这幢迫害人的森严屋子毫不相称。我在那里总感到不自在，仿佛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长在看守所阴暗的砖墙上，有些惋惜。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在这儿欢聚一堂，尽情谈笑，听来有些奇怪，似乎是对它的嘲笑，因为它听惯的是审问、告密和挨户搜查的报告，它的背后隐藏着警官的密谋策划，囚犯的呻吟叹息，宪兵的马刺和乌拉尔哥萨克的军刀的碰击声……

过了一两个星期，麻脸警官又来了，又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过道里挤着一些上了镣铐的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周围是拿枪的士兵。接待室里也有几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他们没上锁链，但也被严密看管着。警官告诉我，这都是纵火犯。齐恩斯基到火灾现场去了，必须等他回来。我们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到午夜一时还没人来问一声。我一直若无其事，与纵火犯一起坐在接待室中。这些人有时这一个给叫出去，有时另一个给叫出去，警察来来往往，铁链铮铮作响，那些兵闲得无聊，就咔嚓咔嚓玩步枪，练刺杀。快到一点钟时，齐恩斯基回来了，满身烟炱和煤灰，他走进书房，没在外面停留。过了半小时，我的警官给叫去了，他回来时脸色煞白，慌慌张张，面部的肌肉不住抽搐。齐恩斯基把头探出门外，对我说道：

“赫尔岑先生，委员会等了您一个晚上，您本应该去见戈利岑公爵的，可这饭桶却把您带到了这儿。我很抱歉，您在这里白等了这么久，但这不是我的过错。碰到这样的办事人员有什么法子？我看，这家伙干了五十年差使，还是个大傻瓜。”接着，他换了一种口气，非常粗暴地对警官道：“算了，现在回去得啦！”

警官一路上直叨咕：“我的天！真是倒了大霉！无缘无故也会大祸临头——反正他再也忘不了这件事。如果那儿不在等您，他还无所谓，可现在我给他丢了脸——我的天，真倒霉！”

我宽恕了他揩油我一大杯莱茵葡萄酒的事，特别是听他说，有一次他掉在里斯本附近海里，也没现在这么惊慌。我压根儿没想到他到过里斯本，听了不觉捧腹大笑。

“您怎么会在里斯本的？真有这么回事吗？”我问他。

原来，老头儿当过二十五年海军军官。我不得不同意那位大臣向戈贝金大尉讲的话4：在俄国，凡是为祖国出力的人，不会得不到某种方式的报答。确实，他在里斯本获救，看来是为了使他可以在服役四十年之后像个孩子一般给齐恩斯基辱骂。

其实他并无过失。

由总督5组成的审讯委员会不合皇上的心意；他任命了新的委员会，由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6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另一个戈利岑公爵7，宪兵上校舒宾斯基，以及原来的秘书奥兰斯基。

警察总监的命令没有说明委员会已经改组，因此非常自然，里斯本的警官仍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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