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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仕为官者112人，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人称〃江北青箱〃。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说〃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是历来官宦的标志，而〃江北青箱〃极言王氏家族官荫丰厚。

中国士大夫家族庞大的家门历来多生是非，利益冲突甚至可以让兄弟相向，如果说朝廷的争斗残忍恐怖，那么家族内部的争斗过犹不及，因为在那些门楼大厅出没的人们，多半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家族的生活因为高大的院墙阻挡，在平民眼中逐渐神秘和威严起来，而赖以维持这种表面尊严的便是家族标志性的建筑。明清以来，在建筑方面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似乎在读书的士大夫家族的建筑风格中得不到半点的体现，极尽繁缛与奢华的雕梁画栋里掩饰不住他们精神深处的无家可归。

没有青藤，没有斑驳，没有风花雪月的女子追逐嬉戏，环境足可以塑造一个人一生的人格。如果说在渔樵耕读的家门里，只有旷野的阔达，那么士大夫家族则只余青色的天空。贾宝玉是家族里最富于想象力的公子哥，他或许是试图让生活有点戏剧性，有点庸俗的但是有常人的快乐，但默守戒律的家族马上让这种想象力坠入破碎的虚空。我一度怀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和出家似乎区别不大，一个由森严戒律封闭的环境中出来的人，很难想象他具有完整的人格。

王氏家族最显赫的标志便是坐落在桓台县新城镇南村大街北端的〃四世宫保〃牌坊，此牌坊系砖石结构，呈中间高左右低的宫殿式。面阔9。2米，进深3。33米，高15米，拱门洞两侧有石狮8个。拱门、楹柱等上面雕有飞禽走兽、山水花卉，特别是砖砌圆柱顶部的4个浮雕人物，栩栩如生，显示了明代雕刻家的精湛技艺。此牌坊为王渔洋的祖父王象乾及其父、祖父、曾祖父所立，因他们都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故名。石匾额〃四世宫保〃四字传为明书法家董其昌书。

牌坊顶部飞檐斗拱，瓦当严整，四角杵头兽面，唇吻耸起，都悬吊着风铃铁马，随风而动，声韵动听。顶端花脊〃八跑〃，每〃跑〃二兽（寿），高居瓦基。瓦脊中的〃麒麟驮宝瓶〃尤其古朴可爱。当初董其昌一个文人能够得到王氏家族首肯来书写〃四世宫保〃四个字，其荣耀可想而知，但偏偏据说他于后堂听到王氏的几个子弟议论他的楷书不及某某，心中遂生怨恨，于是不辞而别，翌日，王氏族人打开字帖一看，少了一个〃宫〃字，于是派人快马追董其昌，哪里还能够追得到。于是无奈下请人重写一个〃宫〃字，效果当然不及原书。推及原因，大概是王氏家族太过于显赫，以至于在旁人心中形成一道无形的门第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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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回望的目光（25）

王家祠堂，坐落在桓台县新城镇新立村街北，是为祭明代王重光而建。该祠初建于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建成，当时规模宏大，但现存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祠院南北长88米，东西宽43米，占地3784平方米。院内有正堂5楹，中间3间出厦。长22米，高14米，进深9。65米，全为砖木结构，瓴瓦起脊，木椽单檐。堂内有合抱圆木柱8根，顶部栋梁上饰有彩绘，内壁墙上镶嵌石碣85块，保存完好。碑文集历代书法名家锺繇、王羲之、王献之、欧阳洵、柳公权、虞世南的字刻成，真、草、隶、篆诸体俱备。堂内还有王重光及其属下王、张二指挥的碑刻彩绘像。后堂3间，称为〃司马祠〃，原是明末兵部尚书王象乾的祠堂，现拓为王士祯纪念馆。

正堂前东、西厢房各3楹，堂前有双人合抱的古桧两株，左右对称，高约20余米。院东南隅有四面碑1幢，上刻建祠时祭者姓名。祠东50米处为原〃碑廊院〃，现存石碑9幢。

当初王氏家族的主人们迷离的幻想在工匠的手中成了永恒。〃封侯挂印〃、〃诗礼传家〃，都在无声有形的时光中酝酿着成就自己的美梦。窗棂上的雕花早已经漆黑的落满斑点，厢房内总是黑洞洞的，有的门环上已不见了锈蚀的门锁，随着搀杂着尘土的响声推开屋门，潮闷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想，纵是祠堂的管理人员也不见得喜欢进入这样的屋子，如果没有人陪伴，屋檐的压迫感总能够使背后生出了一种凉意，在转身的时候总感觉有一双冰凉的手按住了你的肩膀，你会忍不住玄想是否某位古人召唤你同他一谈。没有人居住的华宅，纵然是皇宫，也只是历史的坟墓。如果当初的显赫的主人看见今天的颓境，他也会忍不住放声长哭。

好在祠堂的旁边有一个花园，一池碧水，几块湖石，数棵高树，让人窒息的感觉暂时缓解。其中的一块湖石上，有许多奔跑的鹿的斑纹，仔细辨认，这些在月光下把身体扭成圆环状的灵兽姿态优美异常。

王渔洋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他为王氏家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荣。其人八岁能诗，十二能赋，十五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顺治元年，王渔洋十一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年仅十一岁的王渔洋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

王渔洋其后在官场果然一直春风得意。顺治十五年进士，翌年出任扬州府推事。康熙三年入为礼部主事，十五年由户部郎中改为翰林院侍讲，入值南书房，做到刑部尚书。而他在清初文坛是当之无愧的、绝对的一流诗人，他在文学上的创见，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纤仄，倡〃神韵〃说。在文学史上，凡能提出一种使别人〃翕然从之〃的文学主张，都非等闲之辈。他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此论对清代初叶的诗风产生过影响，说他是清初诗坛执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过分。

此人在二十六岁上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时，掌管司法，勘问刑狱，短短五年时间完钦案件83件，使民无株连之苦，僚属惊叹，士庶称绝。而康熙皇帝和他更是私交颇厚，亲征他的精华之作，定名为《御览集》，皇帝做编辑给一个文人编诗集，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屡屡得到康熙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更有甚者，在王渔洋遭罢免在数年后，他七十七岁高龄时，康熙帝诏他官复原职，可惜他已经垂垂危矣，此后一年，病逝于新城。

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这位文宗遭罢黜离京回归。据传当时送行者堵塞街巷，无为攀辕哭泣。可见此人果然盛名之下不虚其实，而他随身携带仅是〃图书数麓，万首诗〃，两袖清风，一派潇洒。

王渔洋有一个怪癖。他常常到京城宣武门外下斜街的慈仁寺去逛旧书摊。有人要找他，去他的家里往往找不见，到慈仁寺书摊里反而很容易碰见。在《古夫于亭杂录》中，他自己写道：〃昔有士欲谒余不见，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书摊候之。已而果然。〃《桃花扇传奇》的作者孔尚任，有一首七言绝句，就是记载这个情形的：〃弹铗归来抱膝吟，候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原诗末尾有作者的一则注解，他说：〃渔洋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仁寺购书，乃得一颜色。〃可见此人果然嗜书如命，据说他藏书达七、八万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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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回望的目光（26）

退回故里的王渔洋似乎也惧怕家族的高墙大宅，可能童年的严苛生活给他留有阴影，他于周村城西长白山下修建别墅一栋，名曰〃夫于草堂〃，并不常住，但有闲功夫便常往。我时常揣摩，世家大族为何能够让人心生恐惧和威仪呢？单从家族的日常生活里便可推见端倪，在家族里，生动的景物被场景代替，生活被演绎好的片断不停重复，每一种光芒的存在构成了对心灵极大的震慑。

士大夫的家族生活比起普通人家来，除了礼仪的繁复，最枯燥的莫过于数十年要在家族的私塾中读儒经，我所怀想的白衣秀士恐怕只有在太学里才见得到。而王氏之所以数百年人脉文脉不衰，大概和他们的治家有关，在王氏的正厅中堂上，写着这么一道祖训〃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这和近在咫尺的周村商埠繁华流金的生活态度，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在那个下午，我抚摸着王氏家族牌坊坚硬的底座，然后匆匆离去。无论如何，我们很难超越自己的想象不顾一切的揣摩过去的种种蛛丝马迹。我想，家族的存在，更多意义上是在延续血脉……身体的秘密编码。尽管我们可以有多种的方式去解读它，但从我们可以捕捉的细节来看，每一个我们所怀想的过去都是那么的残忍而美丽。所以那些凋敝的房屋，和所有逝去的岁月一样，不该被遗忘。

六、词的片断：商人、家族和文人

商人。尽管《史记》上说五千年前我们的先祖神农氏就〃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但事实上中国商人最早源于商代。据说伟大的商汤曾采取伊尹的策略，让妇女们赶织丝麻以换取夏人的粮食。海贝是商代的货币，以朋为单位，这种货币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商亡后，众多的殷遗民在〃殷人重贾〃的风气下成为职业商人，商人也就成了这一阶层的代名词，沿用至今。从历史渊源上，我所知道的中国商人仅限于此。

而关于齐国，更多是瞬间即逝的工商奇迹。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当时各国贫盐，管仲单方面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以至于形成黄金垄断。齐国的工商业是在国家的保护下成长的，管仲死后，人亡政息，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也奄奄一息。

管仲以后的中国一直处于一个重农社会中，数千年的〃耕战〃传统决定了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常常是悲剧性的命运。甚至，到了明洪武时期，农家可穿绸纱，商贾则只能穿绢布。一代思想家黄宗羲曾经提出〃工商皆本〃，但这种伟大的思想甚至到了现代中国才被真正重视。于是，在漫长的时代里，商人其实更多是一种〃奇怪〃的阶层，没有人真正思考这个阶层对社会和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著者感慨到〃从圆仁和尚或马可波罗时代起一直到今天，那些个人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却往往只强调其熙往攘来的商业特征……这真是咄咄怪事！〃

现在，商人已经等价于财富，更准确的说，是金钱、地位或荣华富贵，当然，由于一开始的商人便依附于国家政权，他们〃奇怪〃的社会阶层也就理所当然让人模糊不清……中国商人一直以来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人格。他们和农民、知识分子有血缘上斩不断的联系。甚至，到了现代中国，商人仍然由于〃求利〃的本性而被一般平民视为畏途。相同的是，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认识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误解。

家族。皇室、商人、平民，不管是无立锥之地的贫民，还是权倾朝野的豪门，传统中国人一直以家族的形式超越阶级界限而维持玄妙的关系。这种家族式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以下这些事情：短命的王朝、易碎的商业霸盘和无上的家庭伦理。

对皇室来说，家族意味着统治，意味着从〃始皇帝〃到〃万万代皇帝〃都是一个家族统治其他家族的春秋大梦，有意思的是，中国皇室的生殖力却并没有因为家族的存在而旺盛，往往开朝的皇帝子嗣众多，争权夺位，到了末代却盼不到接班人。比如清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强权王朝的之一，当家国危危时，也只能找非直裔血脉的皇室继承人来掩饰王朝的虚弱。

商人家族作为平民一种，离开了商号和财源，就如同丧失了手艺。在商人世家那里，家族最终因为银子越来越多而成为分遗产的障碍。

中国平民阶层历史上一直都不是为政治而斗争，而是一直在逃离家族的道德枷锁：族长、家长和丈夫天生的权利。于是，中国历史上平民的起义叫〃造反〃，而不叫〃革命〃，革命是后来的事情了。

所有家族溃败的原因只有一个：利益。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来的。

文人。传统的中国文人是可悲也可敬的阶层。他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王朝阴暗的面，却挡不住皇帝的喜怒哀乐，罢官、流放，招之则来，挥之则去。有时候，还要丧失自己独立的人格来完成理想。

在文人的世界里，寒窗苦读和应试几乎成了必由的职业道路，传统的中国文人一直以这样的人格来面对世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正是这样一个清贫的阶层，却是商人所向往的，因为文人可以考取功名，拥有政治地位。长久以来，商人纷纷在生活方式上效仿士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也能够走一条科举的路。现在，我们仍然把有文化的商人叫〃儒商〃。中国优秀的文人们曾经一度希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庙堂和人民，一直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但文人血液里的柔弱注定了他们悲剧式的失败，他们总是在时代的狭缝中优柔寡断。

许多时候，我们在漫无目的的行走的时候，其实是在找寻一种感觉。有一种东西，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静静流淌。商人、家族和文人，纠缠在历史的影子里，我们进去的时候满身尘埃，出来时却恍如隔世。只是那些我们曾经体味的细节，从此之后，将不再有人从同样的角度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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