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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交响乐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小县城，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后来我父亲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太谷县延风剧场举行的文艺汇演，全县几十个单位都来了。人数虽多，但内容单调乏味，每个单位都只许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和《国际歌》等几个。唱来唱去都是这么几首歌，不一会人们就烦了。等父亲他们的节目演完以后，后面还有二十多个单位没唱呢，父亲一算时间，结束要等到后半夜了，于是就和一个工友商量着回去算了。两人来到剧场大门，发现大门居然被锁了，不让出去。于是二人就在剧院院子里转悠，看见后面有个铁栅栏门，也锁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从铁门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Z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借来的一身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某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虽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没什么活干，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尔有几个特别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看到领导来了，就把私活收起来，装成干公家活的样子。不仅是他们单位，当时父亲他们去汇演的不少单位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Z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Z局建筑处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传诵的檄文，引起“四人帮”的阵阵恐慌。他们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把锐利的长矛，确实刺痛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发生了二十世纪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惊弓之鸟。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全县的地震警报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整个北方，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的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后全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唐山大地震隐隐露出了经历“文革”洗礼之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苗头。地震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不是去抢救伤员，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表；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资遭到抢劫，不仅是粮食、衣物，连跟救灾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行车、缝纫机也被抢走。附近郊区的农民，更是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进城趁火打劫。还有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乘着人们无衣物遮身敝体大肆强奸。经过了几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国人淳朴善良的本色被一点点夺去，变得异常残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难道……他这样的人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我的母亲、父亲也戴了，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敢不戴。

我的母亲带着我参加了太谷县手工业局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于是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追悼会场中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个临时工，是个党员，都五十多岁了还转不了正，哭着哭着，竟然昏了过去。其余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能挤出眼泪的挤眼泪，挤不出来的怕别人说对毛泽东感情不深，就偷偷弄点唾沫沾到脸上，装做流泪的样子。我不哭时，就偷偷四下张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备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个子高，低着头互相看不见，可瞒不过我这个小孩子。

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比地方上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有几个胆大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我的父亲仍然像往常一样，搜索着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父亲耳中。据父亲后来回忆，刚听到这则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与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父亲说：“江青被抓起来啦！”父亲还假装糊涂，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出言不慎被谁告发了呢？那工友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父亲与他相对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一、解冻年代

一九七七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开始挂到了中国老百姓家里墙上。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交城人，交城离太谷县不远，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华国锋时期，从太原修了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于民了。那时，每天广播一开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曲子，带有浓烈的山西民间气息，我小的时候对此耳熟能详。

当时华国锋主席推行着“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可是，邓小平当时在很多中国普通百姓心里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就有一些胆大的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个小凳子，上面再放一个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挂在门上，以此谐音“凳小瓶”来表示对邓小平无声的支持。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但华国锋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于毛泽东的提拔之上，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只好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那时的人们家里，到处都张贴着站在月宫中的杨开慧的年画，连过年闹社火、舞龙灯时，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装扮成杨开慧的模样，站在宣传车上招摇过市。

铁Z局的工人们早就对毛泽东没有任何感情了，此时毛泽东不在了，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当时，太谷县抓政治比铁Z局抓的紧，因此地方单位还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惯性，仍然对毛泽东尊称“毛主席”。可铁Z局的工人们却不管这一套，不知道由谁起头，开始叫毛泽东为“老毛头”，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单位里工人们私下谈话时就找不到继续叫“毛主席”的了。“老毛头”这个称呼把毛泽东由“神”拉成了“人”，并慢慢地扩展到太谷县。不过太谷人说话习惯跟东北人不一样，把毛泽东叫“老毛”。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刚“解放”出来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所唱，顿时传遍全国各地。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常香玉，自然是带着满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齿、铿锵有力。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扫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可以说，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厌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但是，就在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成的五个月以前，郭沫若还写了另外一首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两首《水调歌头》写作时间差距不超过五个月，然而二者内容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使人们脑筋转不过弯来。当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见到不少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吴晗和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之痛，谁能了解体味？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也算是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又从“无用”变成“有用”了。于是铁Z局里，也有一些工人想考大学。无奈十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的命，好多人文化基础非常差，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父亲单位有个叫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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