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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四、成长的历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我刚上初中时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于是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我实在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初中二年级时，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这么就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1。3元人民币；另付包装邮寄费一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四百八十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两千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我和父母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语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刻苦起来：每天早上六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当时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十三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以前成绩也不好，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成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二十九分赶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绩不佳，母亲早就急在心里，但无奈那时白天还要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搞副业挣钱，自己没多少文化也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于是，母亲就动心思，想让我“病休”留一级。因为怕我知道要留级了产生懈怠，还一直瞒着我，直到快初中毕业考试时才跟我讲。母亲这么做是费了很多脑筋的：如果让我一直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那么会给我的信心以很大打击；即便是复读，那么作为“往届生”自己也会很自卑，中考时的分数线也不一样。办理了“病休”，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亲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病的孩子办病休手续，学校里是不允许的；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差，各个班级又人满为患，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我的班级。那一段时间，母亲也是非常操劳，每天晚上到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们家里求情送礼。有一天晚上，母亲找到了教导主任，不巧他要开会，母亲一直在人家会场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等晚上十点多钟教导主任开完会出来，看到母亲还在门外等着，禁不住感慨万分，说了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什么都不用说，我同意了。”

就这样，我病休几个月以后留了一级，母亲在办成事以后对我说，人要有自尊，等到了开学时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真是证明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为了让我能够开学后收心，那个暑假母亲破例让我玩了个痛快。我当时兴趣很广泛，喜欢画画，母亲就送我到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学习班里学了一个暑假。

等到开学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试就考了个第十名。当时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个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个亲戚。孔老师是个很尽责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试时，对学生挨个家访。到我们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师在路上为了避让一辆汽车，自行车一滑，摔到了农民沤粪的池子里，腿扭伤了，来我们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见状，连忙招呼孔老师吃饭，可孔老师不吃，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打算期末考试考多少名？我回答说：第五名吧。孔老师听后，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他嫌我目标定的低了，赶紧补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间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班上当时除了我，还有四五个插班的往届生，不是考不上高中，而是专门复习要考中专的（「注」当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算干部编制，录取分数线比高中高很多。因此很多家庭情况不好或者认为考大学有风险的学生，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上，而是复习考中专），我自忖拼不过人家。孔老师听了，又摇摇头说，我觉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错了。我一听，觉得孔老师是看不起我，于是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进前三名去。孔老师一听，大笑道：“你要是考进前三名，我今天摔这么一交就没白摔，而且到时候我还要登门给你拜年！咱们一言为定！”有了孔老师这一席话，我更加发奋了，结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个全班第三名，应届生的第一名。过年前，孔老师高兴地如约来给我们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学路上，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辞职了。当时还小，也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受父亲的影响，我早早地就喜欢听苏联莫斯科台的汉语广播。一九八五年春天，苏联换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时年五十四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经看惯了电视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那一个个老态龙钟、气喘吁吁的样子，因此对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总是嘴边挂着迷人微笑的苏联新领导人发生了浓厚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在温习功课的我只要听到电视里有关于苏联的新闻，就必然要跑出来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位头顶长着红色胎记的、面目和善的苏联政治家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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