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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迷信》及《戌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这二篇组诗中，成为“汉诗”派当之无愧的绝代双骄，他们在守旧中走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极端，走向“中药”和“迷信”的极端，活着并无碍。

潘家柱对诗持有一种更古典和素朴的看法。我同他、万夏、宋炜有一些交往，８０年代中后期我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日夜浸淫在汉族文化的浓郁气氛里，他们对汉诗江湖的美好梦想，对古代美女、剑侠、书生、乡绅的偏爱使他们保留了并洋溢了汉族文人的传统品质。在一个全面消逝的古老中国的今天，他们的歌染上了古中求新的挽歌色彩。被宋炜称为“小旋风柴进”的潘家柱此时已离开“红旗”（“红旗”已不存在），深入“汉诗”，进入他“美丽的汉人生活时期”（或仗剑或负籍远游的时期）。

世界早就是旧的，犹如天长地久的茶、兰花、鱼、蔬菜、竹、磁器、酒、丝绸、亡城、易经与算命术，甚至精忠报国、节义之道……汉风犹存，诗人欣慰，酒瓶新酒，借以还魂。

３．　写作间

“写作间”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已点明主题——劳动。“男儿的事业本该昼夜不停”，“劳动”成为浮士德最主要的精神，劳动之美也成为世界之美。“红旗”之后，付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流派和运动必然带来原则和教条，教条下面难得有持久如一的诗，诗勿需任何教条来规定。”这位最初热爱圣琼、佩斯的抒情诗人，这位写出《回忆乌鲁木齐》、《云贵高原》、《阿坝之行》一系列在风景中感悟神恩的歌吟者，这位只要情绪紧张就会梦见考试或教学的诗人在１９８９年与另一位文质彬彬的诗人钟山创办了一个杂志《写作间》——继“红旗”之后更为成熟的一个提倡忘我劳动的超现实主义写作车间，强调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世界主题。这份杂志不以流派或运动为推动，没有任何宣言来统一选编的诗歌的规格和型号，当然更谈不上口号、规则和教条了。诗篇被客观和地放在一册里（包括外国诗人的译作），不像通常的排列，中国诗人放在一起，其他语种的诗之译文则放于书尾。因为选编者付维、钟山认为，深谙诗歌鉴赏之道的高手可以逐一品评，如侥幸读到值得传颂的诗，那心灵的劳动就得到了酬报。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4）

《写作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只出了两期，但我亦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诗篇和文章引人注意，尤其是付维所写《诗人周邦彦》一文，文采和见解让我至今读来也很是喜欢。据我所知读过此文的人无一不赞叹：“妙文不可多得。”钟山也写出他难得的声音《致秋天》。温恕，我一直长期关注的诗人，是“写作间”贡献出的一颗诗歌之星（三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他初露的光芒）。

“写作间”不是一个流派，没有明确的主义，也并不立志于掀起一个运动。但他们仍是有迹可寻的，从风景到抒情到玄想到超现实主义之梦再到时代之诗，最终落到最朴实的一点——劳动。正如付维自己所说：“诗歌的里程碑直到丰碑都不是由主义和流派来完成的。绝对是一首一首超凡之诗，甚至几个具体诗人的名字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相信进入选本的诗人，而不相信进入文学史的人。”

４．　反对及９０年代

诗人孙文波如今已成为一名独树一帜的诗人了。他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终有所收获。正如付维所说：“他身上体现了多种美德：劳动是一种美德，成功是一种美德。他在比他年龄大或者小的诗人面前都像一位兄长，都能保持雅量和宽怀。他对自己的诗非常自信，但同时又赋之以艰苦的劳动来使自信能够名符其实。他最终将对中国现代叙事诗作出贡献。”他最初作为“红旗”抒情诗的发起人，抒情的偏爱一直持续到19８８年。19８９年是他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同肖开愚、欧阳江河创办了《反对》杂志，及一年结集一本的《９０年代》。“反对”作为文学革命的永恒话题，“反对”诗人正以这一“反对”形象实践着这一永恒的话题。

“反对”诗人以“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肖开愚）特征，反对了诗歌中的抒情品质，努力将诗歌词汇扩大到非诗的性质并将诗之活力注入诗的反面——世俗生活。他们崇尚知识、热爱阅读、关注世界文学的最新动态。知识分子精神或知识分子身份是他们诗歌中强调的重要核心。他们以罗兰·巴特或福科为理论武器重新检讨文学并消解抒情的权势（按照巴特说法这种抒情话语的权势是不纯洁的，他们赞同这一观点），以达到另一神话——“反对”神话或“中年”神话。孙文波顺利结束了“红旗”的青春，进入安之若素的中年，大量的“现实”进入他的《散步》、《还乡》、《地图上的旅行》以及最近的《新闻图片》：其实还是说说看的见的事物好一些。

绵绵的雨丝，泥泞的道路，以及

树的霉暗，瘟疫袭击的人群，……

——孙文波《枯燥》这种“现实”的运用使这些作品获得了特有的现实意义，也获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人们将这种现实感，称为诗学上的“叙事性”，它使得孙文波的诗歌具有一种亲切、坚实和道德感等可信赖的特征。特别是他在叙述中对于此的选择、安排、调度、控制所形成的张弛有度的节奏和语调，更是成为其诗学特征的重要方面。“反对”的语言策略在此显示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孙文波及“反对”诗人在九十年代向远方的德里达、拉康、巴塞尔姆作出快速而必要的致敬。他们的作品里回响着这些解构大师的声音，而我的作品仍回响着陈旧的象征主义的声音（甚至浪漫主义的声音）。。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5）

我在此所谈到的孙文波诗中的现实，或萧开愚，欧阳江河诗中的现实并非１９世纪的现实，也不是庞德所说的现代主义的现实，更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某种带有或综合了后现代的现实。很多年前，在一封孙文波给我的信中，他谈到了对现实及写作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他们（“反对”及“九十年代”）写作的共同倾向，在此将信全文转录如下（除信中不可避免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简短的套语被删除外）：一个人的写作的变化，我认为一般都存在着两个方面以上的因素的刺激：一是时代生活的发展状况，二是个人对诗的行进式的认识，再就是对写作的历史的重新估价。*年以后，中国诗歌写作中反理性的势力仍然占有上风，同时还有受到政治风波和海子、骆一禾死亡影响造成的遗书心态，很多人都要求能够在一瞬间进入写作的中心殿堂。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个人感到的是对各种问题的夸大，是心态的浮躁和另一种想建立功名的功利主义；人人都在谈论庞大的体系，谈永恒的主题，甚至谈绝对的形式，似乎中国诗歌真要在一代人手中写到顶峰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并没有越过世界范围的诗歌的六十年代，即我曾向你说过的拉金和奥哈拉那样的写作。所有的东西让人感到仍然沿用着象征主义的套路，和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因此，写一种更实际的，更不哲学化和更进入我们的处境，或者说写一种干脆就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诗，构成了我和开愚的基本想法。我们的写作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过去的写作相比发生了变化；它对短暂的，易逝的，带有现象学意义的现象的关注，对扩大化的物质主义造成的时代中心话语的关注，改变了我们处理词语的基本态度，使具体经验而不是所谓的智慧在诗中变得突出和重要了，并显示出不是苦思冥想的虚构，不是单纯的词语想象，而是有迹可寻，但又非一味抄录的对待主题，成了写作的基本方式。我一直认为这一写作的态度和方法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仅从构成的文本来看，它创造了一种半叙事的写作风格，使抒情在排除了直接的胸臆袒露后进入到对叙事的依附。同时，这种写作还带来了对写作的专业化、专家化的要求，使写作变为一项高度严肃和正式的工作，排除了它的业余成分。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并不是以那种提倡纯诗的人所用的写经典的方式来达到这一切的，而是赋予了普通的事物以知识分子的严谨，和对崇高气象的迷恋，这就又使我们的写作在形式主义之外获得了形式感，从而呈现出在严格的对话语做场景性修辞学意义上的处理和把握后（其要点是节制和准确），使任何事物都能达到可信的庄严，词语的非诗化也能在这里被彻底的排除，变得诗意充溢。我认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成就。对于写作的历史进程，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而言，我们的这种努力的确具有进步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歌写作的领域，并且在叙述方式上为今后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包括了对越拔越高的虚假寓言式写作的抵制，对复杂语境的简化，对历史文本的重构，以及对各类非诗题材的诗化提升，等等。在现阶段而言，的确已有一些诗人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并且接受了我们对诗的写作的倡导。不过，虽然我和开愚在总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又各个相异。对于开愚而言，词语在他那里始终具有色谱学的意义，他在运用它们时更注重在这样的含义中赋予它们以活力，因而他的诗带有十分强烈的浓妆艳抹的特征，让人感到诗歌既华丽又充满喧响。而我一直想到的是“能指”和“所指”的一致性，我希望所有的词语都能在常态中进入到诗的结构中，在这样的结构中获得语意的定向表达。这样，当很多时候我回想起我和开愚各自的诗歌特征，以及其他种种时，总感到我们的诗歌写作实际上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而当我来评价我们的写作时，它们的确不是什么“现实”的，而更具有“乌托邦”性质，它是我们在表面的“反乌托邦”进程中，以逆向构成方式和消除词语的现实压力，用缓和的态度建立的语言认识论意义上的“乌托邦”。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们写作的这一点，很遗憾。

五、“我为什么如此优秀！”（1）

在我同钟鸣进行的好几次漫长的抒情性谈话中，他对我回忆并描述了黑龙江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镜泊湖。接着他的回忆继续深入到成都火车站一个冬日夜晚的一幕：那时他还是一个饱受朦胧青春幻美煎熬的青年，这青年就要登上７０年代初神秘的政治列车（７０年代中国大地只有这种列车，还没有后来这些繁华的旅游和商业火车），作为一名部队文工团的小演员奔赴东北（他在文工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这一红色时代赫赫有名的歌舞中饰演小庞）。他脸色苍白，怀着奇异的离别之情，告别了他亲爱的母亲。或许直到昨天他仍沉浸在离别的欢乐和兴奋里，直到昨天他还没意识到这离别的象征意义——诗歌道路的第一出发点。列车载着这个孤单的青年来到镜泊湖。转眼已是初夏，风景在经历过伟大的白雪之后，轻扬出它深绿的秀美，巨大的成行的柳树吹拂清洁的河岸，水波凉快，红色的鲤鱼在摇动它惬意而肥大的身子，垂钓人、木头房子、穿着鲜艳裙子的朝鲜姑娘的笑声，风、云、水、森林，这夏天的一切仿佛在接近一个夏天的欣喜。这青年在岸边徘徊，随意来到一个永远充满温暖秋天气息的马厩，马厩的草料伴着初夏的凉风发出醉人的青年人才能体会而不能言说的香味，多么好闻的味道啊，乡村、泥土、风儿、树木和马的味道，这青年历经了一个冬天的离别，这时已暂时忘记了热闹而熟悉的锦官城。他在翻动，好奇地翻动深深的草料，突然在草料的最深处他发现了某种迹象——有人在此掩埋了什么东西。他深挖下去，一个黑色潮湿的盒子出现了，里面有两本陈旧诗集和一些俄罗斯文学书籍，《洛尔加诗选》、《纪廉诗选》、《吉洪诺夫文集》……钓鱼人的欢笑从湖边凉爽地传来，这青年屏住了呼吸，闻到了埋葬盒子的亡人或未亡人逝去的钟情……

这个文工团的小演员随着演出在祖国漫游，他从一地到达另一地，同时也从一本书到达另一本书。他开始试着歌唱，从这个夏天、从这个深深的马厩、从几本潮湿的旧书，走上文学的坷坎路。就在镜泊湖的岸边，这青年写下第一首涅克拉索夫式的叙事诗《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转眼又是１９８６年秋天，当我刚从四川大学邮局交信出来，赵野正陪着一个人向我走来，我知道这个人就是钟鸣。他那时早已从西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并在四川工人日报社工作。我们终于见面了，没有丝毫隔阂。

在这之前我已知道他，他作为四川早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３）民间诗歌运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已引起我的密切关注，我知道我们迟早会见面的。我也知道这位率先编选《次森林》（第一本早期南方诗歌地下杂志，作者包括四川、贵州、广东三省。当时钟鸣刚大学毕业，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由于印这本杂志受到有关方面注意并要求说明油印这本诗集的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回答道：“为了出名。”）和《外国诗》（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本集中介绍西方现代诗歌的宝贵资料，重点介绍了普拉斯、史蒂文斯、狄兰·托马斯等诗人，这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一定错不了。那时我住在西南师大，收到过他寄来的一篇讨论诗歌的长文和诗篇《日车》。

我们的交往缓慢而耐久地向前发展。书籍成了我们最先的纽带。他是一位我所碰到的真正最爱书籍的人。他丰富而巨大的藏书令我眼花缭乱又大开眼界。我们第一次较深的接触就是我去他家“参见”他的全部书籍。我还记得一件趣事：当我发现他拥有一套（上、下两册）翠绿封皮、上面印有美丽的英国风景的《同时代人回忆叶芝》的英文全集时，我情不自禁地一定要占有这套书，左说右说，总算以一本英文的《波德莱尔传》和一本台湾译者译的《萨克斯诗选》作为交换条件达到占有目的，这件事发生在１９８６年秋天某个堪称幸福的星期六下午，颓废、无事的下午被一套新书的快乐临时填满。

五、“我为什么如此优秀！”（2）

他是一个奇妙的人，在生活中像一个孩子，积极而热情；在工作中像一个学者，秘密而丰富。他的诗从来没有孩子气，是完全学者式的写法。这在当时显得颇为艰深（至今亦如此），我无法读得透彻（张枣比我较早认识到钟鸣的重要性）。我那时正一头猛扎进生活中，像一个从未生活过的人一样争分夺秒拼命生活，唯恐生活突然溜走。喝酒的习惯开始养成，并靠酒的关系日日聚众，磨皮擦痒、贪恋人生（钟鸣除读书、写作、看电影、买书以外从不喝酒也不抽烟）。我在心浮气躁的生活中踉跄着脚步，根本无法静下来阅读和思考。我早晚会落后的，有人这样预言：“抒情诗人先写气、再写血，然后气血写尽就是死路一条了。”多么可怕的咒语！我的诗是从生活出发的并将永远从生活出发，就像钟鸣的诗也从生活出发并从生活转到文本。钟鸣的确是另一路诗人：他有一个充满各种思想各种策略的大脑，这大脑随之产生无穷的战斗精神和纯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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