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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稿子，引起轰动，造成影响，找对象也好做个筹码或有利条件。上边发不了就在当地一个民间社团办的文艺刊物上写了一首不入流的打油诗，也托了三四个人才变成铅字的。其实也算不上铅字，只是刻钢板后又油印出来的东西，其中有两句类似“大官贪，小官拿，年轻干部顺杆爬”之类的顺口溜（还是别人给改定），全局上下立即口诛笔伐。局长干脆指着他的鼻子叫板：“你说大官贪，小官拿，我们局哪个大官贪了，哪个小官拿了？拿什么，拿谁的了？你年轻轻地想不到吃里扒外，信口开河，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你要负政治责任！就全国来讲，各部门几乎让你们这帮瞎写乱编的人给骂遍了，只剩反贪系统这一片净土，你还瞅着难受……”下边的各科长含老中青各色同志，一看局长这个态度，呼一下爱国爱局之心油然升起，真是人人上阵，同仇敌汽。其中有一个差二十五天就满五十周岁的老同志为了表示对本局和局长的诚心，硬说自己也是年轻干部。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年龄段的上限已不再是四十周岁（不知是准规定的）而应是五十了；既然如此，差一天也是年轻干部呀。那么“年轻干部顺杆爬”不也涵盖到他么？于是也跟上来闹。还几次往那民间社团打电话，强烈要求给予正名、平反，否则官司非打到邓小平家里云云。弄得徐胖子那些天天天提心吊胆地等着邓小平来信或来电话。现在的事，一涉及到个人利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呀。最后他现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出来说话，风波才告一段落。后来他就托人连续几次在该社发表诗歌赞扬本局新老领导（含已进入五十周岁的年轻干部）如何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云云一人们这才把气歪的脖子又正了过来，其中一次徐胖子见局座吃过公家买的香蕉同时将香蕉皮四处乱扔后，硬说是为了保护环境卫生，将别人扔在马路上的果皮主动拣起来放进垃圾筒内云云。还不在哪弄了一张一个中年人撅屁股拣果皮的图片配上去，硬说是本局座的，并托人在报上发表，图片右侧的说明文字也极具鼓动性。局座再见到他就两眼光是眯眯地笑，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小伙子，将来不光这局是你们的，世界也是你们的，二十一世纪就靠你们跨了！”

徐胖子尽管根本不会写诗歌，也没在什么报上发表图片，更谈不到受到局领导和同志们的围攻，可根据科长的指教和大个子的爱好，还是讲得津津乐道。看着大个子已听得直了脖儿，就举杯和他又干了一杯白酒，接着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个老师，在他的徒弟就要出徒下山时，拉住徒弟问，除了我教你的功夫，自己悟出点什么绝活没有？徒弟拍拍心坎，说得胸有成竹：我自己做了一百顶高帽子，准备下山后相机给人戴上。老师正色道：我历来教你做人首要的是诚实，一是一，二是二，不得虚情假意，吹吹拍拍，你怎么做了那么多高帽子给人戴？徒弟说得不急不躁：现在山下世态炎凉，民风日下，都喜欢听好的，吹高的，像你这样正直、诚实的人上哪找去？老师沉吟片刻，颌首点头：也对。徒弟叩拜完老师扬长而去，边走边得意地说：我现在已剩下九十九顶帽子了。

徐胖子见大个子听得有些发傻，两只溜溜转的眼珠已成了定格的画像，就端起酒杯抓住他的脖子直灌下去。“别光听我的，喝完该轮到你了！”

大个子直了两下脖子，呛了两呛喝下酒，眼睛就突然火亮，高高地竖起大拇指：“你这话是真理，绝对的真理！”接着他讲，他原本在乡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又贫又苦，同事间往往还相互瞧不起，校领导又狗屁不是，还硬端个架子，弄得你有气干憋。他就想跳槽，可咋个跳法，县里各部门铁板一块根本没他的去处，只有在乡里打主意。乡里他也一无钱，二无人，再三琢磨，觉得姚书记当时在乡里当乡长又主持全乡党政工作，只有在他身上下功夫了。无钱又无人的情况下咋下功夫？他琢磨到最后，只有溜须拍马了。当时他注意到报纸上经常反映农民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将，一些乡、镇干部沉不下去，前景堪忧等等。他脑子一动，就写了一篇前边说到的报道。说姚乡长为了保持农民本色，爱护土地，改善土壤结构，下班后天天坚持积农家肥，半年时间就积优质农家肥四十五车，使二十亩板结、撂荒农田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并使周围群众都养成了积农家肥的良好风气，全乡可望在三年内实现农田农肥化。县广播站和省台很快播出了这条新闻。一些新闻单位就纷纷前来采访，县里还要在杏树乡召开积造农家肥的现场会。大个子听了这个消息吓个半死：“这不是拍马屁没拍好拍蹄子上了么，给乡长惹这么大祸，不擎等着挨整么？”就悄悄去找姚乡长请罪。本来说1。5O米的个头，再一缩脖子，能有个什么样吧。姚乡长却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还给他倒杯水：“你为全乡，也为全县，乃至全省、全国的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想不到这小山沟真是大有人才呢，好好干，有你大展宏才的时候。”他迷瞪瞪地抬起头，脖子也一点点伸直了，直到出了大门，他还揉揉眼睛，好像做了一个梦。

开现场会的头天晚上把姚乡长和乡政府所在地的老百姓可忙坏了。各家将门前的土堆、石堆全部化零为整，堆成一个个土粪堆形状，再戴上粪帽儿；实在无农家肥的，青沤肥也可以，必要的也可去邻村“借粪下锅”。一时间各户钩杆铁齿，叮当做响，鸡飞狗逃，乌烟瘴气，有二十多家因院子里无任何农家肥和青沤肥，连块像样的石头和土堆都没有，只好去邻村“借粪下锅”，直到后半夜家家拉回农家肥才完成了“户户门前有粪堆”的积肥任务。

乡政府门前这堆肥是必不可少的，且体积要大，质量要好，要突出姚乡长八小时以外的辛勤奉献。可各户把土堆、石块早用得干干净净，连一片闲杂石片都找不到了，眼看晚上八点多了，乡政府的头头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两名女干部见领导急得那个样子，竟掉下泪来。姚乡长一咬牙命令把刚起了半截的乡政府院套扒掉砌成粪堆，又与粮库的头头商量把仓储玉米装袋偷偷运到乡政府门口。最后从外村运来上好的牛马肥压在砖石和粮食上边，粪堆总算做成了。

第二天的现场会准时召开，皆大欢喜。都说杏树乡的做法好，全民动员，积肥还田，造福后代，永续发展。会议结束时，一位抓了三十多年农业生产的老县长拉住姚乡长的手久久不放，连续说了四五个“好好好”才依依惜别。半个月后姚乡长就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变成了乡党委书记。大个子也由学校调到乡党办做了宣传干事，转过年就成了党委宣传委员。

大个干瞪着喝红的眼睛长长地舒一口气，突然又想起什么，就掀起瘦小的屁股附着徐胖子的耳朵说：“拆墙和拉粮做农家肥事是我跟你闹着玩瞎说的，可别当真。听说有人还反映到上边去了，都是瞎扯，传出去我就废了！”徐胖子就显出醉熏熏的样子：“扯蛋，都是瞎扯蛋，酒后哪有真话。”大个子就搂住徐胖子的粗腰拥了拥：“老弟真是讲究！”

往往有这样的规律，喝酒越喝越兴奋的人，往往也是越容易失控的人，大个子一喝酒当属此类人物。当他和徐胖子一人又吃了半只猪耳朵，一人又喝了二两“红高粱”时，一说话就嘻嘻笑起来，叫人看着就有些发毛。忽然就站起来，手朝窗外一指：看见门口那块“乡镇企业亿元乡”的牌子吧？就我们这穷乡，乡办企业别说亿元，累折腰筋能达到五十万是一大关了。前年姚书记见全县有五个乡报了亿元乡，心里就怪痒痒的，连着开了两次几乎通宵的党委会，说杏树乡不拿下亿元乡的牌子他晚上睡不着觉，委员们都不作声，觉得姚书记是在说梦话。他就开了个党委扩大会议，我们是小乡，一共才六个村，就把六个村书记都扩大进来了。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六个村书记六个干儿子每人报了五十万元的产值。姚书记嫌少，给每人又加了五十万，再抽干骨髓也挤不出来了。姚书记就生气了，“摊派，每个村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三十万，乡企办再承担二百万（其中酒厂承担一百万），剩下的二十万我自己想办法！”弄得六个村书记都耷拉着脑袋回去想产值，各村想来想去把小鸡、小鸭，刚挖好的鱼塘都打进了产值，有个村书记一时糊涂，把儿媳刚生的孩子也打成二千元的产值记在账上。一时间村里就流传出“猫产值”、“狗产值”、“小孩产值”的笑话。更多的是望风捕影往上凑，因为姚书记有话，你怎么凑我不管，凑不够数我不答应。姚书记这二十万只好在乡大院里打主意，每个乡干部摊派二千元，办法自己想；二号车拉脚要挣十万（拉他都拉不过来）；最后把来乡招待所投宿的汽车也打进了产值，最终凑够了二十万元的产值。听说秋后税务部门要根据上报的产值来收税，到时候该有戏唱了。

徐胖子看看桌上的酒已经罂尽，就撅屁股去床底又摸出两瓶“红高粱”。除给大个子和自己斟满两个二两半的杯子，对嘴把剩下的半瓶吹下去。大个子用发直的眼睛望着徐胖子，连连叫好：“海量，真是海量！我讲到哪了？”

“说了半天，报道的‘新’还没讲完，还有‘高度’和‘深度’呢？”徐胖子一提头，大个子又来了精神：“对对，还有高度和深度，其实也都是吹，像我们这山区，养牛的确是长项，可做梦也达不到人均二十头啊。为了凑这个数，让县里在这开现场会露露脸，把各村的牛都赶到一个村，老百姓不干，就下死命令：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怎么干的问题，要把它看成是‘爱我河山’的具体表现，并许愿每牵一头牛可顶一个义务工，再不够数就去外乡租牛，租一头牛半天十元钱，怕记混了对不上号就在牛角根上用油笔小心地写上户主名字，现场会一散就去找牛角根念名，户主听到名字就去牵牛，没牵到牛的就等着念名字，念到名字的……”大个子说一说变成了车咕噜话，眼皮也抬不起来了，可还是说得饶有兴致：“高度，深度……纯粹是吹牛X，为了上报办夜校的镜头，人员不够，把聋哑人，傻子都混在里边充数，摄像机刚端起来，有个傻子突然站起来往外跑，旁边看着的人就说他积极性太高了要发言，马上又给按坐……”他实在说不清了，就勉强抬一抬眼皮，脑袋一耷拉就趴在桌子上了。

宁长推门进来，示意他把大个子放在床上休息，满意地拍了拍了胖子的屁股，同时批评他喝酒太多，见他还想把剩下的半瓶也收拾掉，就夺过瓶子塞上盖子，塞进床底下。

第二天早上，姚书记和往常一样，照样过来看看他们，寒暄一阵。宁长就半真半假地表示对联络员不太满意，不是不配合工作就是靠不住时间，像文教助理小王，来不到半天面都见不着了，就显出一脸的不屑。姚书记歪一歪头，满口答应：“明天尽快让小王过来。”

第二天小王还是没有来，派来一位姓马的组织委员。几天后又相继派出两个联络员，其中还有前边提到的副书记老米，都在跟宁长他们兜圈子。他就觉得再通过联络员来帮助查案已无实际意义，就想起了一直没露面的马乡长。问了几个人都说病了，具体情况不详。通过高禹知道文教助理小王已被派到村里修整公路，和他们见面很难，硬见面效果也不会很好。但小王给高禹捎话说，应尽快找到马乡长，他知道很多事，也肯说。又告诉马乡长可能在哪，可能不在哪，一定能在哪等等。

第二十二章　评话杏树乡补遗

“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屁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

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

齐永田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

宁长他们从乡政府出来，对外公开说是回城里休息几天，实际他们找马乡长去了。

在一个晴朗的初秋的上午，他们按照乡文教助理小王指定的具体方位，在外乡的一个叫土崖子村里找到了马乡长。马乡长看上去确实有病，脸色也不好看，但一提起姚书记，就很激动，直言不讳。他说他有意躲出来，就看他们找不找他。他说头几次调查组每回来都说要找他好好谈谈，最终都没找他，就以为宁长和他们也不会有啥两样，干脆借病躲出来，免得一些事还躲三躲四地背着他。他说姚书记根本就不像个共产党的书记，除了以上反映的问题，他说姚书记在用人上的违法乱纪问题尤其突出。像选乡长、副乡长自不必说，就是各科室的股长、副股长都要他亲自拍板，否则自食苦果。去年秋天他外出一个月还未回来，有一个股的副股长突然撒手西归，又值该股业务旺季，股长多次找在家主持工作的马乡长，希望尽快选派一名副股长协助他工作，否则将影响全乡的整体工作。马乡长经认真考虑，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一致通过该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补任为该股的副股长，工作起来确实胜任，全股上下得心应手。

姚书记回来后颇有微辞，先后三次去该股抽查工作，终于发现该股在该副股长卫生分担区内按规定多栽了五棵鸡冠花，少栽了五棵月季花。姚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明确表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事虽小，反映了我们的机关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干部与党委不能保持一致，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臭皮匠，只有自己是诸葛亮，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此事在连续讲了半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北京长途，才使讲话中途夭折。否则还说不上会借题发挥多久。会后好心的同志就劝这位副股长赶紧找姚书记陪个礼，最好买点东西看看外出刚回来的姚书记，偏偏这位副股长属死脑筋一类人物，认为自己无大毛病。姚书记是无限上纲，鸡蛋里挑骨头。不能给他养成这个坏毛病，况且领导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以教育为主，说过拉倒，哪有那么小肚鸡肠，不吃人饭的。结果三天后该副股长给解除了职务，从外股调进一个女同志接替了该职。尽管该股后来的工作每况愈下，姚书记的态度仍十分坚定：在用人问题上还是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要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人选准了，没有钱可以想办法挣到钱，没有产值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产值。如果人选错了，有了……据说该女同志谋到该职。是在未失身的情况下按规定（不成文的）给姚书记交了足额的操心费才谋得的。据说这里要当什么干部，整到什么级别都是有一定额度的，此额度虽无明文规定，拟谋职的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非常信誉地遵守。如当副股长，应花八百——一千五百元；股长为一千五百——三千元；好的站所长为三千——五千元；副乡长为一万元等等。凡有点条件又能交到此额度的都能如愿以偿。

也有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当领导的，这人叫孙文修，身材魁梧，一表人才，脑袋长得比园艺师修剪得还齐整。就是整天惦记着领导给他压担子当个股长副股长什么的。可他一无靠山，二无金钱，就是有点现钱，他那个病包子媳妇（当初也只长了个衣服架子）也是有一分钱等着花两分钱的角色，他只能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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