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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也如同这种或那种的大象一样，它们竟常常被我们忽略。

你认识的人中，一定有人认为你是一位“智慧而又绅士的朋友”；也同样会有人觉得你这个家伙“有点另类，但的确很聪明”吧；其他一小部分人则有可能认为你“愚蠢透顶”。对你的公平的评价则是，你根本不是他们对你所下的定义中的那种人，至少他们都没能够全面而准确地描述一个完整的你。如果地图（任何种类的地图）之间相互冲突，那么，显然，不可能所有这些地图都准确无误。但是，如果某张地图与客观的现实冲突，不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事物本身，那么，这张地图，而不是客观事物，必定存在一定的问题。

当然，如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场合来看待问题的话，某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也许都是正确无误的。例如，你可能非常擅于各种法律事务，但是，你却在股票投资方面屡屡做出愚蠢的决策。在某种场合，你或许表现得机智过人，而在另一种场合，你则四处透着蠢笨和愚钝。这便涉及到如何给我们的地图标注上日期的问题了。良好的日期注释，往往能够避免很多的冲突和争端。

尽管我们只采用了符号、简短的标签等一类词语来标注各种事物，但是，人们仍然可能采用其他的词汇来指代类似的事物。比如说，在纽约，我们用“the　Elevator”来指代电梯，而在伦敦，人们则把电梯叫做“the　Lift”。这里，人们使用了不同的标签。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所采用的标签很可能并不相同，我们也使用不同的语言。即便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方言。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专业技术术语“行话”，在特定的工作场合，这些术语便具有了某种特定的涵义。不同行业的人们往往产生沟通上的误解，原因就在于他们使用不同的词汇、不同的标签。

甚至是在日常的谈话当中，标签的使用方法不同也会给我们惹下麻烦。20世纪40年代，如果我们评价一个人“绝对保守”，那么我们无疑是在赞美他的诚实。但在今天，如果我们在那些年轻人的谈话中，听到他们谈论某个“绝对保守”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绝对保守的人已被宣判和排斥在这些年轻人的社交圈之外了。

不论我们是用地图、名称、符号，还是其他任何的标识来指代客观事物，我们都不可能直接改变客观事物的物理特征，而只是简单地指代而已。因此，当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铭记，客观事物本身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哪怕我们把“罗宾逊合同”放到了“史密斯合同”的文件夹中，我们也无法改变罗宾逊合同的内容本身。我们也尽管可以把奶牛叫做猪，只要人们依然能够明白这里的“猪”是一种有着棕黑色的皮肤、两只角、哞哞嗷叫、还能够挤出奶的大型生物，我们大脑中的地图便不会产生任何的冲突。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只是弄清楚（或是理解）我们所谈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而已。我们在与别人交谈或是自己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应该记住这一点。

《股市心理博弈》13（2）

在我们构建完成各种用符号（语言符号或是其他）表示的地图之后，如果我们把这些地图当作如同客观事实一样真实而生动的行动基准的话，那么地图之间的冲突，或是地图与实际地形地貌的不符，以及地图与其他有据可查的事实依据之间的冲突等等，都必将引起我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澄清这样的混乱。事实上，只需要最直观的方法，我们便会惊奇地发现，如此众多的纷争和误解竟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得以圆满地解决。有时候，你甚至百思不得其解，人们怎么可能被如此简单而且浅显的事实所迷惑？！

这时，我们所有需要做的事情，便是亲自去看看事情的真相。乔声称艾尔的屋子有3根烟囱柱子，而山姆则认为只有2根。在冲突演变到需要叫警察或是进医院之前，我们为什么不能结伴走到艾尔家，亲自去看看到底有几根烟囱柱子呢？也就是说，当乔和山姆的两张地图对不上号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只是去检查一下事实的真相。客观事实本身是不可能出现冲突或矛盾的。

对于自己所绘制的地图，乔和山姆或许都有充分的理由。他们或者亲眼见过艾尔的房屋，或者看过房屋的照片，或者曾经听到过别人对房屋的描述。假设乔曾经亲眼见到过艾尔的房子，但他有可能并没有仔细地观察过房屋究竟有几根烟囱，甚至把艾尔的房屋和上周看到的另一所房屋混淆了起来。乔也有可能确实注意到了艾尔家的烟囱，甚至还数过烟囱的数目，但是他没有想到其中一根烟囱现在已经被拆掉了（顺便说一下，这又是一个标注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乔的地图早已过时了）。乔也有可能误解了山姆所提到的房屋，而完全与其他的房屋混为一谈（调用错误的地图）。又或者，根本就有两个叫艾尔的人，乔想到的是艾尔·布朗（Al　Brown），而山姆所说的则是艾尔·托普森（Al　Thompson）（他们谈论的根本不是相同的客观事物）。

不论乔和山姆的地图描绘的图形究竟如何，只要乔和山姆愿意一块儿去艾尔·托普森家，数数现在究竟有几根烟囱，那么，乔和山姆的争端将不会继续。他们的地图也将与真实的情况达成一致。

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会为了如此种种的枝末细节而争论到深夜，甚至不惜为此拳脚相加，相反，他们却从来想不到那种最直接、最容易、也最易于得出结论的方法，亲自去看一看事实的真相来解决问题。

高层次的抽象标签（如“办公文件”）与低抽象层次的标签（如“琼斯公司合同”）之间的混淆将导致这样的结果：当你定购“贝茜”（Bessie）的时候，你得到了“奶牛”贝茜。这也许更多地涉及到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种投资现象，但是，当我们投资购买弗卢哈弗·垂拉公司股票的时候，跟踪道琼斯综合指数的做法无疑徒劳无功。一部广角摄像镜头，有可能捕捉到全班同学的身影，但却不可能抓住每个人身上的太多细节。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有可能亲自去检验那些简单的事实真相的话，你将不会有太多的困惑。人们往往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简单的预防措施，而最终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实施这样的实地观测。造成误解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把那些高抽象层次的标签当作了低抽象层次的标签来使用。

在低抽象层次上，我们会得到某种事物的详尽信息。例如，贝茜，一头奶牛；居住在谢里丹大道（Sheridan　Avenue）24号的小詹姆斯·爱德华·马科菲先生（Jr。　James　Edward　Macphee）等等，这些描述都指代了某种特定而具体的客观事物，如同“琼斯公司，第A…15…62…X号合同，1958年5月5日”的描述一样。

我们平时使用的许多语言标签，便属于高度抽象的范畴，例如，“奶牛”这个词，它根本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奶牛贝茜的个体特征、身体构造或是性格脾气等信息；事实上，这个词完全忽略了奶牛之间的个体差别。所以，如果我请你给我来头奶牛的话，你完全可以从千万头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种类……的奶牛中，挑选任意一头给我，而这任意一头奶牛百分之百地符合“奶牛”这个标签下的定义。这就是说，“奶牛”并不包括太多细节的描述，它的作用只是让我们能够把奶牛与其他种类的动物或其他种类的事物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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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心理博弈》13（3）

同样的道理，“居住在谢里丹大道24号的小詹姆斯·爱德华·马科菲先生”则完全可以锁定某个特定的人（当然，那种居然还有另一个居住在谢里丹大道24号的小詹姆斯·爱德华·马科菲先生的极少数情况除外）。“男人”这个词则不同，它外延广泛，人类社会中的每一名男性成年人都归属于它的名下。如果我需要寻找一名男人，我的搜寻工作将不费吹灰之力，任何男人都符合我搜寻的条件，因为“男人”涵盖了他们所有的人。毫无疑问，你高举着的“男人”字样的寻人启示牌，根本无法帮助你找到火车站内的姐夫；也无法帮助你挑选出一位优秀的高架起重机操作员；或者是帮助你逮住昨天晚上盗窃国家第二银行的窃贼。我们早已把被你称作“男人”的所有人都塞入了同一个鸽巢。因此，仅就这一巢洞上的标签而言，我们根本无法区分出他们之间的任何差别。

当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忘却了高度抽象的语言仅仅是某个鸽巢的统一的标签，而这一鸽巢中填入的将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便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如果我们不能够具体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哪头奶牛，那么，不管我们的心目中如何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奶牛贝茜，我们也将会发现，送来的却是奶牛博西（Bossie），与贝茜长得非常相似，但却几乎不产牛奶。如果我们将某个人误认为另外一个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文学著作，从雅各布和以扫（Jacob和Esau都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开始，便都是以这种混乱而令人迷惑的情节为主线构思而成的故事。

《股市心理博弈》14（1）

如果你曾经在某个办公室工作过，你会发现，要从所有带标签的合同文件中，找出琼斯公司的第A…15…62…X号合同实在是件很费劲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地告诉秘书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哪份合同，并用最低抽象层次的词汇来描述这份合同的具体特征，以确保这份合同完全能够与其他的合同区别开来的话，秘书小姐将很可能送来一份毫不相干的文件，而我们最终失去一位极有价值的客户。

听起来很容易理解吧？！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期待这样的事情：随随便便地说一声“送头奶牛来”，然后就有人给你送来一头与贝茜一模一样的奶牛？或是随便雇佣（或嫁给）某个男人，然后发现他恰好就是你曾经在某个地方遇到的某个人（或者正好就是你想象中的、虚构的某个人）？或者冲到一大堆带标签的合同文件旁边，随手翻开第一份合同，而这份合同就正好是你需要的那份与琼斯公司有关的文件？

让事情保留它的原汁原味，一切就会变得直观而简单。但是，人们往往“乐于”将简单的事情混淆起来，却又常常对混淆后所产生的令人费解的结果大惊小怪。人们时常将那些大而广的、一般性的、高度抽象的概念与那些精确的、范围狭窄的、具体的、低抽象程度的词汇混为一谈，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如果你认为，我在这里挖空心思力图向你阐述清楚的，只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人类在偏见、种族歧视以及宗教迫害等等问题上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吧。如果不是由于人们对种种抽象思想的混淆和模糊，如果不是出于种种人为的仇恨，历史上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灭绝人性的屠杀事件？要知道，市场上那种人为想象出来的标签以及主观地把这些标签当作“充分而且必要”的决策依据，进而因此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比比皆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位投资者将“安全”、“稳定”等印象强加到有价证券上，然后把它们统统打上“证券”的标签，并与保守的投资策略相联系，那么，这位投资者不久便会发现，他满仓的自以为具有高度投资价值的股票其实与自己的期望并不一样。

如果我们构想出一个名称，并把它当作对某项客观事物的描述的话，我们首先应该确认，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来描述事物，以及以何等详尽的程度来描述事物等等。显然，我们不该超出某个名称所涵盖的定义而把过多的细节掺入其中。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随时检验某项定义的内容与客观事实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能坚持和反复地做到这一点。我们甚至拒绝去查看客观事物本身，即便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做到这一点。最终，我们再也逃不过因为望文生义的误解而成为受害者的悲惨命运。

试想，如果人们都能够采取一些简单直观的处事方法，都能够直接了当地面对客观现实的话，也许我们就不会看到如此大量的公司破产案件了吧；或许，人们拳脚相加的机会也会少得多；翻开历史课本，我们也就不会发现太多的迫害和屠杀，甚至是灭绝性的灾难事件了吧！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思考过的问题：如果人们想推翻人的等级观念，推翻那些自以为自己与众不同，而其他人则低贱而不可忍受的“高级阶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呢？比如，让我们说：“所有这些‘高级阶层’，包括我们自己，都同样是‘人’！让我们忘却我们之间的区别。”这难道不是恰如其分的说法吗？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忘记我们之间的差别！记住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让我们宽容，让我们友善，让我们从共同的人性的基点出发，通力协作！”这句宣言，早已成为众多人权运动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宣言，你一定会衷心地鼓掌喝彩。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人类能够和平而友好地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把所有的人都归入同一个鸽巢，抹杀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别，所有的问题便将迎刃而解！但是，很遗憾，这个答案并不现实。同样不现实的，还包括我们在进行股票交易的过程中，彻底忽视不同股票之间的个体差异性，而假装所有的股票都一样，都与平均水平一致的愚蠢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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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心理博弈》14（2）

把所有的人都“倒”入同一个“垃圾箱”中，并贴上同一个标签的做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像当你把所有的文件都放到一个标注为“办公文件”的大箱子里时，并不能够因此而感到文件归档的便捷。标签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就像其他标签一样，遗漏了许多细节。由于这类标签属于高度抽象层次的概念，因此，它们所遗漏的细节数量巨大，以致于你已根本无法从它们的身上找出任何客观事实的痕迹。就像我们把所有的备忘录、所有的合同、所有的账单、所有的信件或是所有的支票等都贴上相同的标签—“办公文件”—一样，我们将由于对具体细节的忽略，而不能够把它们区分开来。

老调重弹，我们又搬出了照相机“原理”。为了把整个军团都捕捉到同一张相片上，我们不得不后退到足够远的位置，当然，你也将不可能分辨出相片上密密麻麻的人头中，究竟谁是谁。看起来，他们没有区别。但是，我们肯定不可以因此而认为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同样的道理，即便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扔到同一只箱子里，我们也仍然不能认为他们毫无差别，甚至是那些打上“基督徒”标签的“同一类”人，也不能笼统地一言以概之。改变地图并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同样，这种打标签的事业也不可能掩盖浸信会教徒与天主教徒，或是与圣公会教徒之间的本质不同。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人们认清客观世界的最有希望的做法，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宗教信仰，或是种族社团，完全在于我们接近事实、面对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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