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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后我问她，她说改成她的衣服了。爸爸有两个小皮包，一个是他当报务员时用的，后来专门放底片，装鲁迅底片的小铁盒有时也放进去；另外一个挎包是文件包，后来放爸爸的遗物，在妈妈处。两个包都捐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爸爸死后，白求恩赠送的照相机，是方林交给我的，我用了近10年，1959年给中国摄影家协会；爸爸在张家口买的莱卡照相机，他住院时，还挂在墙上，在遗物单中有，但未交家属；爸爸的半个金戒指，是在妈妈追问下，又重新要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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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2）

爸爸去世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的祖父祖母。1955年二叔司徒铃给爸爸的老朋友李桦写信，询问沙飞的消息。石少华把信转给我。1956年我回广州看母亲时，去看望了祖父祖母及叔叔姑姑们，我不敢告诉他们父亲死的原因，只说是病死的。直到60年代祖父母先后去世，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王笑利：我当时住西四大红锣厂画报社，一天石少华告诉我，你爸爸出事了，打死一个日本医生。

伊之（张致祥夫人）：沙飞处决后，我与王辉见过面，跟她聊一聊，她很镇定平静。

孟昭瑞1998年回忆：沙飞死后，石少华派我到张家口接王雁，说再不接就怕失去联系。我第一次接不来，人家不愿给，第二次才接来，那是一般人家。王雁那时很小，土里土气。

李遇寅1987年回忆：1950年3月石少华派我和顾棣去华北军区保卫部取回沙飞的遗物，在功德林监狱放着。遗物没给清单，不能一件件清点，大多破烂不堪，有一个鸭绒睡袋也破破烂烂，还有些日用品及私人信件。王辉来信给石少华，提到半个金戒指不见，另一半已卖掉。我们再去要，一位长相不好看的女同志说，要就给，我们也不会要的。沙飞在张家口自己买的照相机，没去要便不给了。

顾棣日记1950年3月10日：和李副主任（李遇寅）一同到北京和平门外华北军区第二模范监狱取沙主任的遗物，科长没有在家，和保管员接洽。这几个小卒子架子很大，令人生气。他们把公家的东西都扣下，只剩下一些破烂的私人用品。面对着这些东西，心中想着死去的人，百感交集，说不出的悲伤。我们收拾起沙飞生前所用的小洋铁锅、暖壶、茶缸、小镜子、穿的衣服（衣服都非常破烂）、看的书和保存的一部分《晋察冀画报》，还有他的珍宝——从广州带来的13年从未离开过身子的那个小铁盒子，6年前他曾叫我看过一次，当时里边放着他在广州开展览会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及王辉给他写的信，还装着他给鲁迅拍摄的底片、八路军总部发的记者证，还有他当参议员的聘书等，这些重要材料现在都不见了。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小铁盒，可是人已死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将交给何人？我们一件件点检清楚之后，给他们开了个收条，怀着莫大的悲伤走出了监狱的门。

一路上回忆起3月6日在司令部大礼堂干部会上张致祥副主任正式宣布开除沙飞同志党籍的决定及沙飞犯罪经过的情形，经军法处审判，处以极刑，并于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这些话像一把钢刀刺入我的心中，这样一个久经锻炼的老干部，会落到这个下场。他的13年的光荣历史，就此全部葬送了！

顾棣1999年回忆：我介绍到画报社参加工作的顾跃卿，他放羊时，沙飞把大衣给他穿。判决书由沙飞创办的2207厂印刷，张一川厂长分配顾跃卿印，他一看就哭，不肯印，又找另外一个党员来印。我在阜平花沟掌送给沙飞一个小唐瓷碗，一对象牙筷子，我听说能试毒，沙飞的遗物拿回来，碗被踩坏了。牛皮包一直在画报社。我看到小铁盒，但里面没任何东西。

庞嵋1980年、1987年、2000年、2002年回忆：沙飞死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在党内营以上干部分别传达。宣传部由张致祥传达，他开会时说“挥泪斩马谡”。沙飞事件与冀中军区黄寿发杀妻案同时公布。石少华叫我一人通过保卫部，骑自行车去德胜门外的监狱，取沙飞的遗物，遗物在监狱的一个库房里，堆放在地上，我只拿到一个挎包、一个牙刷、一个杯子、几双袜子、一件衬衣，一个小包袱，没有底片、小铁盒、照相机。我问照相机呢？那些人说不知道。我带回交给石少华并向他汇报。石少华派我专程去石家庄去取鲁迅的底片。我主要找小铁盒。保卫部干事说，处决沙飞时，小铁盒掉出来，执刑的人把它又放进沙飞的衣袋。我问能否打开墓。他们说，棺材外面已打上洋灰，不可能打开。请示保卫部，不让重新打开。我请示石少华，是否打开？他说，不要打开。沙飞那套鲁迅底片的确在棺材里。王笑利平时住校，每星期六回画报社住，穿个军装小大衣。

林扬1980年回忆：沙飞死后，我通过原和平医院住院部的老头了解到，他出事后，并没戴手铐脚镣，还住在医院，当然外面保卫起来。他的遗嘱要求给他立个碑，写上何年死。我们知道他被埋在哪里，与河北军区几个同志去扫了一次墓，还压上白纸，这事我们从来没敢说。出事前我去联系北京协和医院，接他来住院检查。他的遗物带到画报社，开始放在外面，后来拿进屋里，我打开沙飞随身带的那个皮包，看到至少有三铁盒底片，我看到有鲁迅的底片，好像有鲁迅和一个大胡子，是不是肖伯纳。这部分是他最珍贵的，一直放在左上兜，兜都磨破了。白求恩的像册好像也随遗物带到画报社。

1950年后我给聂荣臻照相时，两次提出来，现在这么需要人，沙飞要不死该有多好！

赵银德1980年回忆：1950年我到石家庄出差时，用了好几个小时跑遍了军区保卫部旧址周围的每个角落，才在一个小树林柳树下，找到一块写有“沙飞之墓”的普通木牌，离烈士陵园不远。我总念叨沙飞真惨，工作那么好，贡献那么大，落这么个下场。

林韦1998年回忆：1950年我们抗敌剧社几个同志去石家庄完成演出任务后，专程去看沙飞墓，回北京后不敢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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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3）

罗光达1980年回忆：一听说沙飞出事，我马上提笔为他写申诉，但还没写完，处决命令就下来了，没想到这么快。1956年我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时，聂荣臻来看戏，中间休息我陪他散步，又跟他提出来，我了解沙飞，当时他精神不正常。

张四1980年回忆：1950年我从杨瑞生处看到关于沙飞的通报，杨瑞生老哭，说沙飞可能是精神毛病，功劳这么大，这么个后果，恨日本谁不恨，但敌人已为我们服务，沙飞不是那么狭隘的人，对形势观察不会比我们低。

杨亚山1980年回忆：沙飞的处理在画报社会议室宣布时，大家都哭了，当时坐在我身边的李遇寅哭的很厉害。不久，我、庞眉、顾棣、白世藻等看到沙飞参加革命前拍的十几张小照片，我们以前没见过，认为水平很高，给人印象很深。

冀连波1982年回忆：解放初解放军画报社田野社长虽然不认识沙飞，但他不止一次对全体干部说，沙飞的女儿小力经常来画报社，她是咱们的亲戚，来了要热情接待关怀。（王笑利当天日记：我有病住院是田野社长打报告送我去的，他还坐车去通县医院看望过我。）

白世藻1980年回忆：文革中我的罪状有一条是为沙飞翻案。林彪事件后徐灵说，沙飞问题该解决了。白求恩给沙飞4件东西，一是照相机，一是钢笔，一小本，小本在抗战中丢了，一是像册，像册原是缴获日本人的。

吴群1980年回忆：我1966年1月写的“接受鲁迅教诲的摄影家沙飞”一文，当时不给登，文革中被抄走了，为此还是我的一条罪状，为叛徒翻案。文革后才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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