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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对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的。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诗中写道：“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此时，就已经萌发出《吾土》诗中“岂限长安与洛阳”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区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作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在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一番诠释诗人远离官场纷争，跳出政治绞杀，彻底改变自己，全方位调适的精彩分析：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要知道，对中国文人来说，最大的诱惑，是握权，最大的机遇，是升官。假设换一个人，这样的人际网络，这样的夤缘关系，这样的后台背景，这样的机遇门路，还不得半夜做梦都笑出声来。这不等于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那座藏金洞吗？只消一句“芝麻开门”，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欲望，不能满足的呢。

可白居易简直像有洁癖似地，远离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恶。这就是诗人令我们钦佩的地方。因为，他表现出来一种高尚的约束，这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中国文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居大不易白乐天（4）

其实，佛家讲“戒”，就是提倡自我约束。为了清心寡欲，为了洗却凡尘，为了修心炼性，为了超度通脱，为了尔后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然而，这对凡夫俗子而言，谈何容易。戒所以为戒，正因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无所谓戒了。惟其不成，这才有戒。

大千世界，充满诱惑，芸芸众生，六根不净，欲望也就成了饮食男女几乎无法抑制的本能。因此，不戒或许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有无可指责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所以，能戒，能约束，更多体现出一种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于此。前人对其卷入漩涡中，然后跳出是非外的洁身自好，也有很高评价。“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素善牛僧孺、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素喜刘禹锡，而不入任、文之党。中立不倚，峻节凛然”（葛立方《韵语阳秋》）。“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蹈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蹈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当然，我们还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聪明，之睿智，之不断地调适生存环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间，从而延续了他的人生，他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价值。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应该为白居易设身处地想一想。大环境，也就是中唐残酷的党争倾轧，黑暗的政治迫害，无望的社会沉沦，深重的民族危机，所构成的这“居”，使他除了逃避躲让之外，别无选择。

他在《与元九书》中，曾经这样自我担承过：“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谕诗写作。倒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除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无聊的暗算弄得焦头烂额外，一无所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不但改变了唐代诗风，也影响着千年以来中国文学。

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逼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中国式的今古奇观了。

再没有比迁延中唐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更能暴露中国知识分子那最污浊，最阴暗，最寡廉鲜耻，最见不得阳光的丑恶灵魂了。钱易在《南部新书》里，讲了一则小故事：“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筐，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看看这个李德裕，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无须废话了。

因此，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说：“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居大不易白乐天（5）

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发生，白居易写过“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对于能够侥幸逃脱，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会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成为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居坎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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