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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孤独，我感到如此孤独。像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以前我一直觉得有父亲是理所当然，如今我失去了他，心头感到一块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但是我没有哭，作为一个穆斯林，我认为眼泪只能使人消沉，眼泪决不能轻弹。

父亲得到了自由，他为获得安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的苦难结束了。我诵读《古兰经》中的一节：“荣耀属于万能的真主，你将随他而去。”父亲的灵魂在天国里与真主相伴。

回机场的时候，他们选了另一条更难走的小路。机组人员仍然向我们立正敬礼。尽管进入西哈拉训练营大门时仍然需要搜身，尽管阴森的牢房跟以前没有任何两样，但我心里有了些许安宁，有了新的坚定的信心。

站起来迎接挑战，冲破逆境，打败你的敌人。小时候，父亲在给我们讲故事时不止一次说过，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你是否能抓住机遇，你是否能深思熟虑，你是否能勇敢无畏，全在于自己把握。”父亲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

现在，巴基斯坦正处在恶梦之中，父亲未尽的事业落到了我的肩上。站在父亲的坟前，我感到父亲的灵魂给予我勇气和力量。那一时刻，我对自己发誓，要为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而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让父亲点燃的希望之火永远照耀下去。父亲是巴基斯坦第一位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领导人，而不仅仅是军人和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言人，现在要靠我们来继承他的事业。

祭祀父亲回来后，我和母亲继续被囚禁在西哈拉。这时候，数百名群众仍聚集在克里夫顿70号我家的花园内，为父亲祈祷、再祈祷。军队用催泪弹攻击群众，院子里枪弹密集，硝烟弥漫，悲恸的人群被呛得透不过气，抱着《古兰经》四处逃散了。

监禁岁月

2　囚禁在家（1）

1979年5月底，父亲过世七个星期了，我和母亲才被从西哈拉监狱释放出来。我们回到了在卡拉奇的家——克里夫顿70号。

一切还是原样，但又都不一样。刻着“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律师”的铜制名匾依然挂在克里夫顿70号大门一侧。在这块铜牌的上方是另一块铜匾，因年代久远而退色，上面刻有祖父的名字“沙？纳瓦兹？布托爵士”。1953年我出生后没多久，祖母建造了这座两层平顶小楼。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因为距离阿拉伯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清凉的海风不时地吹来。谁会预想到悲剧和暴力竟会降临到这个平静的院落？

每天都有数百名悲痛的悼念群众聚集在花园里。园子里的椰子树、芒果树，还有开着红、黄花朵的树木反衬出卡拉奇的光秃荒凉。还有更多的人在大门外耐心地等待，准备向领袖的家人表示慰问。母亲还在守丧，不能接待外人，让我替她招呼来吊唁的人们。

家中的一切是那么熟悉，让我们的噩梦更加恍惚。家人说，父亲遇害的头两天晚上，军队再次突击搜查了克里夫顿70号，连房顶和花园都不放过。他们打开了母亲的保险箱，把父亲柜橱里的衣服翻了个遍。“你们有搜查令吗？”一个家人问道，他还停留在军管前的法制观念下。“我们是搜查队的，还要什么搜查令。”一个军官答道。他们折腾了10个多小时，弄得家里一片狼藉。他们还从我的卧室抄走了多封私人信件和两个黑色手提箱，里面装有银行支票，作废的支票还有我整理的用于驳斥当局诬陷父亲的证据。

“你们这里有秘密的柜子和文件，把它们交出来！”军官们向家人喝令。家人们回答说没有，就遭到野蛮殴打。在搜查时，家里的仆人都被锁在接待室里。清晨，来送牛奶的人被关了进去，接着送报纸的也被关了进去。后来军人们气急败坏，“在这张纸上签字！”一名军官对一个家人吼道，但遭到拒绝。“你看到你们主人的下场了！”军官威胁道，“你要是不签，想想会有什么后果！”那个家人吓坏了，只好签了字。

就在搜查毫无结果时，一辆卡车轰隆隆地驶进院门，士兵们从车上卸下一块红地毯，又卸下很多文件，摆在地毯上，然后叫来媒体拍摄这些针对父亲的新“证据”。很多人认为，当局正在企图给父亲捏造一个新的罪状，因为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搜查队直到傍晚才离开，他们带走了所谓的“证据”，还抢走了我们的许多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父亲收藏的古代地图。

一回到克里夫顿70号，我就准备去老家拉卡纳给父亲上坟。当局得知我的计划后，就取消了既定航班，于是我改乘火车。每一站都挤满了前来看我的群众。没有车站的地方，人们就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来。“报仇！报仇！”群众大声呼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中击败齐亚！”我对群众们说。看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倍受鼓舞。虽然当局声称“布托的力量连同人民党的力量已被埋入坟墓”，然而这汪洋大海似的人群是最有力的明证。

再回到卡拉奇，我便忙着会见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支持者，10分钟见一批，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每隔几小时，我还到院子里接待来吊唁的群众。他们一看到我和已经过了守丧期的母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有想到我们母女俩还能从囚禁的折磨中，从父亲遇害的悲痛中坚强地挺过来。他们看到我们出现在眼前，似乎立即充满了新的希望。一批人群走出院门，另一批又紧接着进来。

夜里，我就埋头于组织、政策性事务，处理控诉及政治拘捕的问题，并整理一些摘要给母亲看。我感到如果没有三位朋友的帮助，我是不会，大概也不可能处理好这么多的工作。她们是我的校友萨米娅和曾为反对父亲死刑而奔走呼号的两位年轻女士阿米娜和娅斯敏。西方媒体把萨米亚和娅斯敏称为“查理的天使”，而我确信，就算真正的“查理的天使”在这样大的工作量下也会不堪重负。一天晚上，我抱着一份报告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把牙刷、牙膏都拿到书房里去了。

。。

2　囚禁在家（2）

齐亚在下令杀害我父亲之前，为了安抚民众，再次许诺要举行选举，把国家从军事独裁恢复为文人政府。但他会坐视人民党赢得选举吗？他曾经公然宣称，“既然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就不会再送还给他们，”只有当选举有“积极结果”时，他才能接受。

齐亚之前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困境。1977年他推翻父亲后宣布要举行大选，当他看到人民党即将在大选中获胜，又取消了大选，并且逮捕了政党的所有领导人。这次齐亚又会玩什么伎俩呢？

9月份，地方选举首先进行，人民党大获全胜。全国大选将紧接着进行。齐亚为了让他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择手段要赢得全国大选。我们很清楚齐亚将在选举中大肆舞弊，竭力阻止人民党获胜，因此党的干部齐聚克里夫顿　70号召开会议，讨论是参加大选，还是抵制大选。想到父亲的教诲，我重申说，“决不能放弃选举的战场。”不论形势多么不利，也不管规则将被如何扭曲，我们要始终形成一个有力的反对派。不出所料，选举规则被完全扭曲。当人民党公布了参加大选的决定，齐亚随即改变了规则。

“你们要先进行政党注册，否则不能参加选举。”当局告诉我们。

但我们拒绝注册，注册就等于承认了齐亚的军政权。

“我们作为独立人士竞选。”我们毫不示弱。然而我们也知道，如果大选时没有政党的标志，在一个官方公布的识字率为27％，而实际仅有8％的社会里，这将冒多大的风险。

当局得寸进尺，又弄出新的规则：“独立候选人必须获得51％以上的投票。”

“没问题，”我们说，“我们照办就是。”。

但是，1979年10月15日，在大选日期前的一个月，应党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要求，人民党再次在克里夫顿70号召开会议，重新讨论是否要抵制大选。党内两种意见势均力敌。“抵制！抵制！”党的一些领导人向我母亲呼吁。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在私下里叫我“傻小丫头”，但我还是要出来讲话。“齐亚不断修改规则，表明他已经丧失信心。”我争辩说，“而此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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