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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行李箱（第1页）

描写真实的唯一方法是：假设你所写的东西永远没有人会读到。不仅别人读不到，甚至你自己后来也读不到了。否则，你便开始原谅自己。你一定要把写作看成是从右手食指流出长长的墨迹，而左手在不断地把它擦去。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一行一行地写，在白纸上编织着文字的黑线。

昨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新版的《盲刺客》。这本书是免费赠送的，不要付款，至少不要我来付。此书的版权如今已属于公众，任何人都可以拿来出版，所以劳拉的这项知识产权不再会产生任何利润。作者去世若干年以后都是这样：作者本人失去了控制权。这本书在世上不断重版，天知道有多少个版本，都没经过我的许可。

这是一家英文出版社，名叫“阿蒂米西亚书局”。我想就是他们要我撰写这本书的简介，我自然拒绝了。从这家出版社的名称来看，很可能是一帮女人经营的。我不知道她们心目中的阿蒂米西亚是从战争中逃走的那个波斯女将领，还是将亡夫的骨灰吃尽而想成为他的活冢的那个罗马女人？或许是那个被强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画家；她是至今被人记得的唯一的一个阿蒂米西亚。

这本书放在我厨房的餐桌上。封面书名下面有一行斜体字：被忽略的二十世纪的杰作。封面的勒口上写道：劳拉是个“现代派”作家。她受琼娜·巴恩斯、伊丽莎白·斯马特、卡森·麦卡勒斯等作家的影响（据我所知，劳拉其实从来没有读过他们的书）。不过，书的封面设计得不差。淡淡的褐紫底色上是一个生动的画面：网眼窗帘后面，有一个身穿背带裙的女人倚窗而立，脸部处在阴影中。她身后是男人身体的一个部分——手、臂、后脑勺。我看，这再合适不过了。

我觉得该给我的律师打电话了。确切地说，他算不上是我真正的律师。我以前真正的律师——他帮我处理与理查德之间的事，还帮我还击威妮弗蕾德，尽管是徒劳的——已经死去几十年了。从那以后，我便在公司内部调来调去，就像作为结婚礼物的华丽银茶壶一代代传下去，但从来没人用过。

“请赛克斯先生听电话。”我对接电话的姑娘说道。她想必是个接待员之类。我想象她留着又长又尖的褐红色指甲。不过，也许如今接待员的指甲已经不是这种样子了。也许她们的指甲已涂成了冰蓝色。

“对不起。赛克斯先生正在开会。你是哪位？”

她的声音如同机器人。“我是艾丽丝·格里芬夫人，”我用最强硬的语气答道，“我是他的一个老客户。”

我的话不起任何作用。赛克斯先生还在开会。看来他是个忙碌的小伙子。可我为什么会把他当成小伙子呢？他大概五十多岁——没准就是劳拉死的那年出生的。劳拉真的死了那么久，时间长到能够让一个律师成熟起来吗？有些事情，尽管我不相信是真的，可人人都相信，因此我想大概是真的，眼下这就是其中的一件。

“要不要我转告赛克斯先生是什么事？”接待员问道。

“是关于我遗嘱的事，”我说，“我正在考虑写一份遗嘱。他常常对我说，该立遗嘱了。”（这是瞎话，但我想让她那个容易糊涂的脑瓜认为，我和赛克斯先生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事。我很快就会来多伦多，向他咨询。他要有空的话，请他给我回一个电话。”

我想象赛克斯先生得到口信；我想象他在记忆中搜寻我的名字时脊背发凉，最后想起来了，于是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好比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以前那些一度大名鼎鼎或富于魅力或臭名昭著的人的小新闻，你以为他们早已经死了，而现在他们却像石头底下皱巴巴的黑色老甲虫忽然出现，让人不寒而栗。

“好的，格里芬夫人，”接待员说，“我一定让他给你回电。”这些接待员想必受过说话技艺的训练，才能把周到和鄙视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但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自己也曾对这种技巧驾轻就熟。

我放下电话。毫无疑问，赛克斯先生会和他那些开着名牌汽车、大腹便便的秃顶年轻伙伴们挤眉弄眼：这个老太婆能留下什么口信？

换句话说，这又何足挂齿？

我厨房的一角有一个扁行李箱，贴着破旧的标签。它是我嫁妆的一部分——黄色小牛皮做的，新的时候很光亮，现在已经暗淡无光，铁皮镶边也又锈又脏。我把它锁着，钥匙深藏在一个装满麦片的封口罐中。如果放在咖啡罐或糖罐里的话，那就太显眼了。

我死命地开启罐子，终于打开了，取出了钥匙；我得找个好地方，可以让我更方便地藏取钥匙。我费力地蹲下身子开锁，打开箱盖。

我有日子没开过这个箱子了。一股如同秋叶般的旧纸的焦味扑面而来。箱子里都是些廉价的、粗糙的硬面笔记本；还有一些打字稿，用旧绳子十字形地捆着。还有一些写给出版社的信——当然是我写的，不可能是劳拉的；当时她已经死了。还有那些校稿，以及过去收集的一些攻击性的信件。

还有五本初版的书，护封还完好无损——不无俗艳，但战后那几年，书的护封都是这个样。劣质的纸张以鲜黄、黯紫、橙绿色为底色，上面有一个画得十分难看的人物形象——埃及艳后般的女人，长着一对绿色的球形乳房，涂着黑眼圈，紫色的项链从下巴一直垂到肚脐，撅着一张橘红色的大嘴，仿佛袅袅紫烟中升起的一个妖精。护封已受到酸性的腐蚀，就像热带鸟标本的翅膀一样，不断地褪色。

（我收到了六本赠书——这是给作者的所谓样书，但我送了一本给理查德。我不知道这本书在他手里的命运如何。我估计他会撕掉；以前他总是这样处理他不要的纸张。我现在想起来了：不是这么回事。后来发现这本书放在他船里的餐桌上。威妮弗蕾德把它寄回给我，还附上一张纸条：瞧你做的好事！我把它扔了出去。我讨厌身边有任何理查德碰过的东西。）

我常常在想如何来处理这些东西——这个藏有零碎物品的百宝箱，这个小小的档案馆。我既不可能自己去卖掉它们，也不舍得把它们扔掉。如果我不干，那么米拉定会替我来收拾的。想象一下：她读了一会儿先是吃惊，接下来无疑是一通撕扯。然后，她会划着一根火柴，将它们付之一炬。她把这看成是一种忠心；倘若瑞妮健在，她也会这么干的。过去，我们总是把麻烦问题囿于家族内部，因为相对来说，家族还是包容麻烦问题的最佳场所。多年之后，事过境迁，何必把一切再翻出来呢？

或许我该把这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送到一所大学或图书馆去。那儿至少会有人欣赏，自然是出于挖丑的好奇心。还有不少学者会把爪子伸进所有这些废纸里面。他们会把这些战利品叫做资料。他们一定把我想象成守着一堆不义之财的凶神般的古板老太婆——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病鬼、一个吹毛求疵的干瘪女看守。这个不苟言笑的女看守看着地牢，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在地牢里，饥饿的劳拉被铁链锁在墙上。

几年来，他们通过书信对我轮番轰炸，想要劳拉的亲笔信，想要她的手稿、纪念物、来访记录、轶事——所有令人不快的细节。一个个都是那样死皮赖脸，我给他们的回信通常都是简短而干脆：

“亲爱的W小姐：在我看来，你关于在劳拉不幸亡故的那座桥上举行‘纪念仪式’的计划不仅不得体，而且还有些病态。你的脑子一定出了毛病。我觉得你患上了自体中毒症，应该去灌肠。”

“亲爱的X女士：我收到了你关于要撰写论文的来信。不过，我觉得你的论题没多大意义。毫无疑问，这个论题对你有意义，否则你也不会想出这个论题。我无法为你提供任何帮助，而且你也不配。‘解构’意味着使用破碎机，‘问题化’不能用作动词。”

“亲爱的Y博士：关于你对《盲刺客》所做的神学研究，我想告诉你：我妹妹笃信宗教，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信教。她不喜欢上帝，不赞同上帝，也未声称理解上帝。她说她爱上帝，而对人类又是另一回事了。不，她不是个佛教徒。别昏了头。我建议你要学会阅读。”

“亲爱的Z教授：我注意到了你的看法：早就该出版一部劳拉·蔡斯的传记了。你说，她可能是本世纪中期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我说不上来。但你指望我同‘你的项目’合作，这是不可能的。我无意满足你从逝者身上捞油水的欲望。

劳拉·蔡斯不是你的‘项目’。她是我的妹妹。她并不想死后还被人折腾，不管这种折腾冠以什么委婉的名义。成文的东西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人们往往都考虑不到这一点。”

“亲爱的W小姐：关于同一个问题，你已经寄来四封信了。别再骚扰我了。你真是块讨厌的牛皮糖。”

几十年来，我对自己当年这些恶言恶语的涂鸦之作感到一种残忍的满足。我舔舔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像扔手榴弹般把这些信丢进光亮的红色邮筒中，让那些伸长脖子的好事者得到报应，心中十分快慰。但近来，我不再回信了。何必要刺激陌生人呢？他们不在乎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个附属物：劳拉的一只额外的、奇特的手——这只手把她传送给世界，传送给他们。他们把我看作一个档案馆——一座活陵墓、一个他们所谓的材料库存。那我又为什么要帮他们呢？对我而言，他们是一群食腐动物——争先恐后的鬣狗、闻到肉味的豺狼、随意捕食的猛禽，或是叮着尸体不放的苍蝇。对他们来说，我仿佛是一家古玩铺；他们想从我这里寻找铁片碎陶、楔骨碎片、古纸草残留、古董、失传的玩具和金牙之类。如果他们怀疑我还藏有这一箱东西，他们会破门而入，把我打翻在地，理直气壮地抢走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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