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妈妈继续哭泣。
“很好,儿子,”爸爸说,“一切随你的便,只要好就是。”
他们走掉后,我躺着思考。各种头绪纷繁的事情,就像不同的画面掠过格利佛。女护士回来了,把床单拉直。我对她说:
“我住院多久了?”
“一周左右。”她说。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呃,”她说,“你遍体鳞伤,严重脑震荡,大量失血。他们不得不抢救的,是不是?”
“可是,”我说,“有人整治我的格利佛了吗?我的意思是,他们有没有玩弄我的大脑内部?”
“不管他们做什么,”她说,“都是善意的。”
几天后,来了几个大夫,都是笑眯眯的年轻人,还随身带来一本画册。一个说:“我们要你看看这些,并谈谈你的看法。好吗?”
“怎么啦,小哥们儿哪?”我问,“你们又想出什么疯狂的新主意了?”他俩尴尬地笑笑,在床铺两边坐下,并打开画册。第一页上是堆满鸟蛋的鸟窝照片。
“什么?”一个大夫问。
“鸟窝,”我说,“堆满了鸟蛋。很好很好。”
“你打算怎么对待它呢?”另一个问。
“哦,”我说,“捣碎它。全部拿起,扔向墙壁啊,山崖啊什么的,看鸟蛋都被打破有多畅快。”
“好好,”他俩都说,翻过书页。上面好像是一些被称为孔雀的大鸟,绚丽的尾巴炫耀地张开来。“什么?”一个大夫问。
“我想,”我说,“拔掉所有这些尾巴羽毛,听它大声惨叫。谁让它炫耀的。”
“好,”他俩说,“好好好。”他们继续翻书,有绝代佳人的图片,我说我想与她们统统性交性交,外加大量的超级暴力。还有靴子踢面孔的图片,到处是红红血,我说我愿参与其间。有教诲师推荐的赤膊老头哥们儿的图片,背着十字架上山,我说我愿意拿榔头钉子伺候。好好好。我说:
“这都是干什么?”
“深度睡眠教学法,”其中一个人好像用了这个名词,“你好像已经治愈了。”
“治愈了?”我问,“这样绑扎着困在床上,你却说治愈了?我说是拍马屁吧。”
“等着,”另一个说,“快了。”
我等着,弟兄们哪,我已经好多了,可以大嚼鸡蛋和吐司,喝大杯的奶茶。有一天,他们说我将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客人。
“谁?”我问,他们在为我整理床铺,梳理光亮的头发。我格利佛上的绷带已经拆掉,头发开始长长。
“你会看到的,会看到的。”他们说。我真的看到了。下午两点半,来了摄影师和报社记者,带着笔记本、铅笔等等。弟兄们,他们为了这位要员来看望叙事者鄙人,真是大张旗鼓啊。他来了,当然还是那位内务部长,即差劲部长喽,穿着时髦,“嗬嗬嗬”的嗓音纯粹是上等人的。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我说:
“嗬嗬嗬嗬嗬。怎么啦,老哥们儿?”大家似乎没有听懂,但有人粗暴地提醒我说:
“对部长说话要恭敬些,孩子。”
“卵袋,”我像小狗一样嗥叫,“去你妈的大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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