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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父母会带我进城，也就是去乔治王大街或者本—耶胡达大街喝咖啡，那里有三四家主要咖啡馆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城市里的咖啡馆。在这些咖啡馆里，客人可以随意阅读用长木条固定住的希伯来文和外文报，以及不同语言的周刊和月刊。外国人在黄铜和水晶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低声絮语，青烟袅袅，有股异域情调，在那个世界里，宁静的书斋生活与伴侣生活平稳地前行。

装扮入时的女士们和仪表堂堂的绅士们坐在桌旁轻轻地说话。身穿雪白工作装的男女侍者臂上搭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茶巾，在桌间穿梭行走，给大家端上滚烫的咖啡，咖啡上漂着状如纯洁的鬈发天使的掼奶油，加香精的小瓷壶锡兰红茶，酒心油酥点心，羊角面包，奶油苹果馅饼，裹上一层香草霜的巧克力蛋糕，冬天晚上喝的香料酒，小杯的白兰地和樱桃白兰地。（在1949年和1950年，仍然只用代用咖啡，巧克力和奶油也许也是代用品。）

在这些咖啡馆里，我父母有时会碰到不同圈子的熟人，与他们平时交往的修玩偶或邮局职员圈子有天壤之别。我们在这里跟重要的老相识交换意见，比如说普费弗曼先生，他是父亲在图书馆报刊部的老板，偶尔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执行公务的出版商耶胡沙·查扎克，与父母年龄相仿已开始在大学里发展、大有可为的年轻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其他年轻学者，包括前途似乎已有保障的大学助教。有时父母会碰到一小群耶路撒冷作家，父亲觉得认识他们是一种荣幸：多夫·吉姆西、施拉格·卡达里、伊扎克·申哈尔、耶胡达·亚阿里。而今，他们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甚至就连他们的许多读者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那时，他们很有名，拥有广泛的读者。

父亲会为这些会面做准备，洗头，把皮鞋擦得像黑色大理石一样闪闪发光，系上他最喜欢的那条灰白条领带，别上一枚银色领带夹，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做到彬彬有礼，我有义务简明扼要地回答问题，还有品位。有时，即使他在早晨已经刮过脸了，但在我们出门之前他还要刮一次。我妈妈为彰显这一时刻，戴上她的珊瑚项链，完美地衬托出她的橄榄色皮肤，给她恬静的美丽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有些像意大利人，或许像希腊人。

父亲的敏锐与渊博给诸位名作家和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深知，每当字典或参考书令之大失所望时，他们始终可以依靠他渊博的学识。但是比利用我父亲及其学术专长更甚者，是他们对我母亲能够伴他而来而毫不掩饰地感到高兴。她深邃而鼓舞人心的关注，促使他们乐此不疲地追寻语词技艺。她沉思的神态，她突如其来的问话，她的目光，她的评论，会给正在讨论的话题增添几分珍贵的理解，使他们不住地说啊说，仿佛他们有点陶醉，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那充满创造性的斗争，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的成就。有时，我妈妈会用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引用说话人自己的创作，畅谈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思想，要么就是在所谈论的事情中识别出一种禁欲者（斯多葛派）的性质，要么就是稍微歪着头评论——在那一刻，她的声音会呈现某种深色葡萄酒般的性能——这里她的耳朵似乎在在座作家的创作中捕捉到了近似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音符，捕捉到汉姆孙或斯特林堡甚至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创作的回声。此后我母亲会像从前一样保持沉默，密切关注，像精确调试好音调的乐器。与此同时，他们如痴如醉慷慨地向她道出一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为的是引起她的注意。

多年过去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两位，他们对我说，我母亲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一个真正受到神灵启迪的读者，每位作家孤独地在书房里艰苦劳作时都梦幻着拥有这样的读者。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创作真是一件憾事，她过早的离世可能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那时希伯来女性创作者屈指可数。

要是这些名人雅士在图书馆或街上碰到我的父亲，他们会和他简短聊聊教育部长迪努致大学校长们的书信，或是扎尔曼·施奈欧尔在年事已高之际想成为沃尔特·惠特曼，或克劳斯纳教授退休后谁会接替他做系主任，而后他们会拍拍他的肩膀，眼睛放光，笑容可掬地说，请向你的太太致以温馨的问候，一个真正出色的女人，那么文雅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颇有艺术天赋！

他们深情地拍着他的肩膀，在内心深处却嫉妒他拥有那样一个妻子，不知她看上这个书呆子什么了，即使他渊博、勤奋甚至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学者，但是在我们当中却是个学究气十足、完全没有创造力的学者。

在咖啡馆里的这些谈话中，我的角色别具一格。首先我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彬彬有礼聪颖机灵地回答这些难题，比如说我多大了，在学校里上几年级，我是否集邮，有没有剪贴簿，他们这些日子在地理课上教我们什么了，希伯来语课上教了什么，我是不是个好孩子，我读过多夫·吉姆西的哪些作品（或者亚阿里、或者卡达里、或者爱文·扎哈夫、或者申哈尔的哪些作品），所有的老师我都喜欢吗。偶尔也问：我开始对年轻女士感兴趣了吗？我长大以后会干什么——也做教授吗？还是做个拓荒者？还是在以色列军队里当个陆军元帅？（那时我在内心深处得出结论，作家们都有点虚假，甚至有点滑稽可笑。）

其次，我的任务是不许插嘴。

我不能让人意识到我的存在。

他们在咖啡馆里每次至少聊上七个小时，在这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我甚至比屋顶上发出轻轻声响的电扇表现得更为安静。

如果在陌生人面前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要遭受惩罚：可能从放学后的那一刻就要待在家里，连续两个星期；或失去和朋友们玩耍的权利，或在接下来的二十天里不得在床上读书。

连续一百个小时独处会得大奖，奖励一个冰激凌，甚至奖励一根玉米棒。

他们几乎不怎么让我吃冰激凌，因为它对嗓子有害，让人着凉。至于玉米棒，街角有卖的，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上坐着开水锅，一个胡子邋遢的人从锅里拿出热乎乎香喷喷的煮玉米，用绿叶子给你包好，上面再撒些盐。几乎就不让我吃玉米棒子，因为胡子邋遢的人显然不干不净，他的水里也许都是细菌。“但是，要是殿下你今天在阿塔拉咖啡馆里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就让你在回家的路上自由选择：是冰激凌还是玉米棒，随便你喜欢哪个。”

于是在咖啡馆，父母和他的朋友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教授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编辑、出版商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一些谈话我听不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慢慢变成一个小间谍。

比如说，我研制了一个小小的秘密游戏，可以玩上几个小时，不用动，不用说，不用辅助道具，甚至不用铅笔不用纸。我会看着咖啡馆里的陌生人，试图从他们的衣着和手势上，从他们看的报纸或是点的饮料上，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这里之前干了什么，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那边那个女人刚刚悄悄笑了两次——我试图从她的表情上推断出她在想些什么。那个身材瘦削戴帽子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每进来一个人都很失望，他在想些什么？他苦等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竖起耳朵，从空中窃取只言片语的谈话。我斜倚身子窥探大家在读什么，观察谁急急忙忙地离去，谁刚刚进来就座。

根据某种不确定的表面迹象，我为他们编织出错综复杂但激动人心的生活。比如，那个嘴唇流露出痛苦、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的女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周围浓烟缭绕，柜台后面墙上的挂钟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就站起来三次，进了女厕所，接着她又回来坐在已经空了的茶杯面前，用棕色的烟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瞟一眼皮肤黝黑、身穿西装背心、坐在立式衣帽架附近的一张桌子旁的男子。一次她站起身，走向那个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弯下腰，对他说了两三个词，而他只点头称是，现在她又坐在那里抽烟去了。这里面得有多少可能性啊！从这些碎片，我能够编织出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与故事！也许她只是询问，他看完报纸后能否把报纸拿给她看。

我的眼睛设法避开女人那硕大的胸脯侧影，但无济于事，我闭上眼睛，它却走近了我。我可以感觉到它的温暖，它几乎拥抱了我的脸庞。我的双膝开始颤抖。女人正在苦等她的情人，他答应前来，但是却忘记了，因此她坐在那里如此绝望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一杯又一杯喝着清咖啡，来减轻嗓子眼里的苦痛。她一次又一次消失在厕所里，往脸上扑粉，掩饰泪痕。女招待给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端来一高脚杯甜酒，以驱散他的忧伤，因为他的妻子离他而去，投向一个年轻的情人。也许，此时此刻，那对情侣正驾驭某爱情之舟，沐浴在洒向大海的月光下，在船长操办的舞会上跳贴面舞，爱迪生影院那令人魂牵梦萦的音乐随风飘荡伴他们起舞，驶向某个顶呱呱的胜地：圣莫里兹、圣马力诺、旧金山、圣保罗、无忧宫。

我继续编织我的网络。我想象那个年轻情人，就像纳尔逊“纳维卡特”板烟烟盒上所描绘的那个骄傲而有男子汉气度的水手，实际上就是他答应了一根接一根抽烟的女人，今晚来与她会面，而现在他却远在千里之外。她徒然等待。“先生，你也被命运抛弃了吗？你也和我一样形单影只吗？”那就是她刚才走向那个身穿西服背心的男人，冲他弯腰，用古老浪漫故事的语言冲他所说的话，而他点头称是。不久，这一对被抛弃的人儿一起走出了咖啡馆，在外面大街上，他们手挽着手，无需多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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