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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路德维克 14（第1页）

那天夜里再没有发生任何枝节（班长睡得正沉），我回到床上，然而无法合眼，所以当本星期值日的士官那破锣嗓子（粗声吼道：“里面的，起身了！”）终于结束了我倒霉的一夜时，我很高兴。我套上鞋，跑进盥洗间，用凉水把自己浇了个透。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整整一个班的伙伴都还没有穿好衣服，不出声地围在阿莱克塞的床周围大乐。我明白了：阿莱克塞（盖着被子俯卧着，把脑袋埋在枕头里）还睡得像段木头似的呢。这情景马上让我记起弗朗塔·佩特拉塞克来，有一天早上，他生排长的气，故意装睡不醒，结果来了三个级别一个比一个高的上司来摇他也没有能把他弄起来；实在没有法子了，不得不把他连床一起架到院子里，直等到有人要把灭火机拿来对准他，他才懒洋洋地揉着眼睛起来。可是阿莱克塞决不会有这种反叛性的念头，所以他睡不醒肯定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身体虚弱才引起的。一个下士（我们宿舍的头儿）从房间过道里走来，手里端着一大锅水，后面还跟着我们的好几个人，显然是他们出了这个馊点子，虽然不新鲜，但对任何时代下级军官的脑子来说，正好够有意思的。

这些人和带衔的士官（平时谁都讨厌他）竟然串通一气，这把我惹火了，看到他们为了一起报复阿莱克塞居然将旧有的怨恨一笔勾销，这太过分了。显然，因为昨天指挥官把阿莱克塞说成是个告密的家伙，大家全都认为跟他们的怀疑合了拍，所以对阿莱克塞产生强烈的反感，这就使大家赞同起士官和他的残暴做法来。我气得一下子脑门热辣辣的，对身边所有的人都不满，不满这么随便地轻信对一个人的指控，不满他们随时拿出的恶毒手段——于是我抢到了下士和他的帮凶前面。我紧挨着床边，大声叫道：“起来，阿莱克塞，别装傻！”

马上，我身后有人拧转我的手腕，一下子逼得我跪倒在地。我回过头一看认出是彼得·佩克尼。“好啊，布尔什维克，你想搅和这场好戏？”他朝我吹了个口哨。我一挣扎解脱出来，给了他一个耳光。我们眼看要打起来，旁边的人怕惊醒阿莱克塞，赶紧把我们扯开。而且，那下士还端锅等着呢。他站在阿莱克塞床头，吼道：“起来！”同时把锅里足足十公升的水全泼了上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阿莱克塞还是跟先前一样躺着。那中士高兴了几秒钟，叫道：“士兵！起来！”然而这士兵就是一动不动。中士弯下腰，摇晃他（被子，床，还有床单全是湿的，水滴滴答答向地上流）。他总算把阿莱克塞的身体翻了过来，阿莱克塞的面容袒露在我们面前：深深凹陷着，惨白，没有一点动静。

中士大叫一声：“快让医生来！”没人挪步，人人都望着裹在湿淋淋的睡衣里的阿莱克塞，中士又叫：“快让医生来！”他指定一个士兵，那士兵马上去了。

（阿莱克塞僵卧着，显得更瘦小，更像个受气包似的，而且更显年轻，和一个孩子差不多，只不过他双唇紧闭，孩子的嘴是不会这样闭着的，他身下淌着水滴。有人说：“还下着雨呢……”）

医生赶来，抓起阿莱克塞的手腕，说：“唔……”然后他掀起水淋淋的被子，于是我们看见了他趴着的整个儿（短短的）身躯，一条浸透着水的白色长睡裤，一双光脚板。医生在他周围搜检着，在床头柜上有两个小药瓶；他细细审视了一会（两个药瓶都是空的）说：“解决两个人也完全够了。”然后从离他最近的那张床上揭下床单，把它盖在阿莱克塞身上。

这件事把我们拖晚了。我们不得不跑步去吃早餐，三刻钟之后又下矿井。后来收工了，又是训练，政治教育，规定的唱歌，扫除，又到了就寝时间。我想起斯塔纳不在了，我最好的朋友洪萨不在了（我再没有见过他，我只从别人那里听说，他服完役以后偷渡到奥地利去了）；现在阿莱克塞又不在了，他已经结束了他那荒唐的角色，那么盲目又那么勇敢地承担着的角色；如果说，他突然间扮演不下去了，他不懂得如何才能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不能再戴他的那副狗的面具，如果说他丧失了力量，这都不能归咎于他。他不是我的伙伴，从他那狂热的信仰角度讲，他与我格格不入，然而，从他那命运的角度看，他又是大伙儿中间和我最为接近的人。我仿佛觉得，他的死隐含着对我的谴责，好像他想对我说，从一个人被赶出党的怀抱的那一时刻起，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再活着了。我自己原来不喜欢他，我猛地为此而深感内疚，因为现在他已经死了，无可挽回地死了，而我却一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可我还是这儿惟一可以为他做点什么的人。

现在站在今天来看问题，可以说那一次我失去的不仅是阿莱克塞和救一个人的惟一机会，而且我还丧失了跟黑兄弟们抱成一团的热烈心情，而且由此，也丧失了使我对别人产生信任的最后一丝可能性。我开始怀疑这种团结一致的价值，因为仅仅是各种因素的压力和自卫的本能使我们抱成一团。我渐渐觉得，我们黑类分子的集体照样可以断送一个人（使他流亡或走向死亡），和从前在会场上举手的那个集体，或许也和任何一个集体都没有什么区别。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一片荒漠，我身在荒漠之中的荒漠，我真想呼唤露茜。我忽然一下子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那么疯狂地企望她的肉体；现在我似乎觉得，她或许不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女人，而是在这个无限冰冷世界之中一尊透明的热源柱，一尊离我越来越远的透明柱，它被我自己赶跑了。

又有一天，在院子里操练的时候，我的眼睛老是盯着栅栏那儿，期待她来到。但整个操练期间，只有一个老太婆在那里停下来，指着我们给她那个滚了一身脏的小男孩看。晚上，我写了一封缠绵悱恻的长信，请求露茜回来，我必须见她，只要她在我身边就行，我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只求她来，允许我看到她，知道她和我同在一起，知道她怎么样……

简直跟捉弄人一样，天又热了起来，天空蓝蓝的，真是极好的十月天。树木披挂着色彩，似乎大自然（这个可怜的俄斯特拉发的自然）忽然兴致大发，欢送秋天。可是我却觉得这是它对我的奚落，因为我的那些伤心书信全都如石沉大海，而且在铁丝网那儿站着一些陌生人（在大太阳底下），真是岂有此理。半个月以后，邮局把其中一封信退给我；信封上，原地址已被划掉，并用铅笔在上面写着：此人已走无新地址。

有如晴天霹雳。自从我与露茜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我曾无数次回忆当时我俩相互说的每一句话，我曾百十次大骂自己，又百十次为自己辩护，同时我又百十次自认为从此与她断绝往来，可是又同样百十次安慰自己说，不管怎么样，露茜总归还会理解我的，也会宽恕我的。但是这一行邮递员的字迹就像是给我的一纸判决书。

我心急火燎难以自制，第二天我不顾一切做了一件疯狂之事。我今天说它疯狂，其实也不比我上一次溜出营地更为危险多少。现在回想起这一豪举觉得纯属胡来，主要还不是在于其冒险，而是根本不会成功。在我之前，我知道洪萨在夏天里，曾不止一次地干过同样的事，出去跟一个保加利亚女人见面，那女人的丈夫每天上午在外面干活。所以我也按此办理：我跟大家一起出工上早班，领了工牌和安全灯，拿煤粉往自己脸上一抹，于是乎脚底下就溜号。我跑到露茜的公寓，问那个女门房。我得知露茜已走，大约在半个月以前，一只小箱子里装走了她全部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她也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话。我吓坏了：莫非出了什么事？那门房看了我一眼，懒懒地一挥手：“得了！这一号丫头有的是，她们全都这样。一会儿来了，一会儿走了，从来也不告诉谁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寻到她的工厂打听消息，到人事处去问，也没得到任何结果。接着我在俄斯特拉发满处走，直到下班时分我才赶到地面堆矿场，想混在从工作面上来的伙伴们队里。不过在洪萨给这一类溜达所开的方子里，我肯定在哪个地方出了纰漏，我被逮住了。两个星期后我上了军事法庭，落了个因开小差而蹲上十个月牢的下场。

对了，正是从我失去露茜的那一刻起，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阶段——万念俱灰，一切枉然。而当我刚来到家乡想在这里小住几日时，它那秽土污泥的景象一度让我又想起这个阶段。对了，还有一些事也是这个阶段开始发生的：在我铁窗生涯的十个月里，妈妈故去了，而我甚至没能去给她送葬。后来我又回到俄斯特拉发，还是和黑臂章的在一起，又服了一年的役。那时候，我又签了一个合同，在当完兵后到矿下干三年，因为在这之前有风声传来说，谁不肯去矿下干谁就会留在军营里多干上几年。所以我就又以老百姓身份与煤矿打了三年交道。

我不爱回想这些，不喜欢提到这些，而且在这里顺便说说，有些人当年也和我一样被他们深信正确的政治运动所清除，今天他们又吹嘘起自己的经历来，我不喜欢这些人。是的，我也曾以自己一度遭难落拓为荣，然而那不过是虚荣心而已。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已经毫不客气地告诫自己，我当年并不曾站在黑类分子队伍里发扬勇敢精神，进行反抗斗争，也不曾以自己的思想去抵制过什么其他思想；我的出事并不是由什么真正的悲剧事件所带来的，不是的，我不是自己个人历史的主体，而不过是它的客体，因而我也就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自我标榜的资本（我不承认折磨、悲哀、失败自身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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