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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第1页）

凌晨四点，阿扎赖亚起床，到拖拉机库工作。他换掉了一台D6型拖拉机的水箱，又修好了一台漏油的联合收割机。他突然想取掉福利部长的画像，那是他冬天里从一本插图杂志上剪下来的。他摘下了这位伯格博士，贴上了一张绚丽的海洋风景画。自从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以来，他就一直想要一幅这样的画了。

两小时以后，丽蒙娜到洗衣房上班。

“怎么样?”哈瓦问，“你真的没事了吗?没什么不舒服了?记住我说的，不要乱搬东西。”

“昨天我给你做了一罐柑橘酱，”丽蒙娜说，“别忘了去拿。我把它放在你厨房的大理石桌上了。”

五金店里，博洛戈尼西光着脚，戴着焊工面罩，开始修理鸡笼。炽热的火花四处飞溅。“白天克（渴）死了我，晚上东（冻）死了我。”他咕哝着。

埃特纳在奶牛棚里做了一些有深远影响力的改动。由于顽固的斯塔奇尼克终于死了，再也没有人阻拦他，所以他立即采取了行动。他的两个女朋友都在他的身边帮忙。夜间挤牛奶的疯狂行为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现在开始，他们三个人每晚九点开始挤奶，这个时间显然要比以前进步得多。十二点左右，做完工作之后，他们就径直跳入波光闪闪的游泳池，并打开一瓶酒，尽情享受。

耶什克最终还是听从了劝说，同意接管斯鲁利克原来的工作，当上了基布兹的记账员。因为柑橘还不到采摘的季节，所以尤迪·谢奴尔又回到麦地里干活，他发誓，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要把那片荒地整治好。他妻子安娜特的预产期是在12月份。

尤迪和安娜特时常邀请阿扎赖亚和丽蒙娜过来喝带豆蔻的土耳其咖啡。丽蒙娜的预产期也在初冬。尤迪还是喜欢谈论过去和未来的战争。阿扎赖亚则热衷于研究俄罗斯人曲折复杂的心理，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纳赛尔在也门的麻烦，侯赛因国王面临的困境，艾希科尔及其内阁的盲目无知，等等。阿扎赖亚不再是人们背后取笑的对象了。他已经学会了在两句话中间稍作停顿的艺术以及随时逗人开心的本领。他还掌握了另外一个窍门：在说话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插入一个反问句。这样做不但可以使他的讲话不落俗套，而且可以让他的听众觉得，他们头一次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地去考虑一个问题。

阿扎赖亚早就不再穿着翻边的裤子四处走动，或在女中学生的宿舍外游荡，也不再鼓吹传心术和心灵感应，更不再狂热地向斯鲁利克表白他永恒不变的爱。吃完晚饭以后，在离开餐厅之前，他会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丽蒙娜的腰，那双绿色的眼睛中闪现着一种无言的傲慢：作为一个男人，他得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女人，而且只要他愿意，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再这样做一次。现在，大家终于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了。不过，他们眼下所看到的并不算什么。有朝一日，世界上将只有历史学家能够回忆起约里克·利夫希茨，但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孩童都会知道格莱诺特基布兹是阿扎赖亚·吉特林的家乡。吉特林?难道他不应该取一个更有希伯来味的名字吗?比如说盖特，或盖特尔?

这些天来他一直情绪高涨。在拖拉机库工作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仍有时间去陪丽蒙娜，参加社交活动，给哈瓦帮忙，跟斯鲁利克闲聊，或者去弹吉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专业文献，增进棋艺，关注国际和国内大事，阅读一本诗集，甚至还时不时地看一眼斯宾诺莎的著作。

阿扎赖亚晒黑了。夏日的骄阳烤黄了他那一头淡色的头发。去年刚到这儿来时，他的头发短得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后来他就留起了长发。他的下巴被机油烫出了一个红色的伤疤，使他看上去一脸严肃相。他还对自己立下保证：等到了8月，我要去学游泳，还要学开车。

他甚至还学会了安慰别人。一天，安娜特眼泪汪汪地跑到拖拉机库，要求跟他单独谈一会儿。阿扎赖亚把她带到了储草棚的后面，许多年前正是在这儿，那个疯子用左轮手枪向他能看到的任何东西射击。安娜特说她再也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了。尤迪简直像个畜生。因为她怀了孩子，他现在每晚都到游泳池旁跟埃特纳和他那两个娼妇过夜，一直到凌晨三点才回家。

阿扎赖亚回想起来，正是眼前这个垂泪涟涟的少妇曾经无情地取笑过他，还不时地掀动着裙边和领口，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勾起他的欲望来折磨他，把他逼了个半疯。

他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把手放在她的后颈上，向她提起了所有那些往事。她的脸红了，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继续向她讲述着：肉欲是不可抗拒的，而且男人的欲望跟女人的不一样，有时会跟情感完全脱离，甚至变得像某种剧痛一样难以忍受。他努力向她解释，尤迪仍有点儿像个孩子，他之所以喜欢拿战争故事吹牛，喜欢用杀人和死亡虚张声势、故作勇敢，甚至总是故意对人粗鲁，都是因为他惧怕自己会变得脆弱或者软弱。安娜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她请求他告诉她该如何去做——想开点儿?争吵?还是搬走?——阿扎赖亚只是说，安娜特，你知道他很害怕，你应该帮助他克服，但是别问我该怎么做，因为你是唯一了解他的人。她又哭了至少十分钟。阿扎赖亚始终站在旁边，握着她的胳膊，直到她感觉好了一些。

他经常跟哈瓦聊天，大多是讲他的童年。这些话他从不曾，或者从不想透露给约尼、约里克、斯鲁利克，甚至是丽蒙娜，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总感到需要跟哈瓦讲讲。他给她讲了自己忍饥挨饿，在田野、村庄和俄罗斯的大雪中逃亡的岁月，讲了那辆横穿乌拉尔的货车，讲了肮脏的亚洲城市和酷热的大草原，讲了自己无父无母，还讲了那个一直虐待他的老太婆后来在以色列的移民营中发了疯，讲了军旅生活为什么没有把他打垮，因为他从小就相信自己肩负着一个使命，讲了来到基布兹的那个冬夜，约里克如何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还有你，哈瓦，领着我第一次走进餐厅，然后，第二天早上，约拿单带着我去上班。当约尼得知他别无选择时，他很愤怒，另外，这里的生活总是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也让他感到愤怒。过去，他常跟我说要到曼谷或卡拉奇这样的地方去，并且不相信我会乐意始终待在一个地方。他甚至因此而嘲笑我，有一次还差点儿揍了我，可我们仍是好兄弟。每当哈瓦问他觉得约尼会在哪儿时，阿扎赖亚只好告诉她，约尼一直很不开心，他离开这儿就是想独处，也可能是想惩罚一下别人。

“噢，随你怎么说吧，没关系的。”哈瓦说道，她的话语中更多的是眷恋，而不是怨恨。她给他倒上了一杯凉苏打水。

一天晚上，哈瓦请他去弹吉他，因为这样可以让约里克感到高兴。阿扎赖亚照办了，他弹了一首车尔尼乔夫斯基的《歌唱我的梦想》。这首曲子委婉动听，但是约里克似乎一个音符也没有听到。后来，斯鲁利克过来向他们道晚安。在他们两人一块离开的时候，他请阿扎赖亚做城区年轻人夏令营的指导员。尽管阿扎赖亚很激动，他仍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斯鲁利克无奈，只得又多费了五分钟口舌。就在那个晚上，阿扎赖亚在埃特纳的房间里找出了一个破旧的风扇，把它拆开修了修，又重新装好，并在睡觉前给博洛戈尼西搬了过去。博洛戈尼西房间里的天花板很低，一到晚上就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他的日记中，斯鲁利克对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做了以下总结：

很显然，即使是最简单、最普通的痛苦，也不可能通过社会或政治手段来消除。但是，人们可以努力在物质世界中废除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人们也可以消除饥饿、杀戮和有形的残酷。我很引以为豪，我们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着，并且证实了这个战斗并非彻底无望。到目前为止形势都很好。不过，问题也正是出在了这里。

我用了“战斗”这个词，一提到它，我就感觉到一种极其古老的痛苦猛扎着我的心，它揭开了我的这层意识形态的薄面纱，俯视着我。多少年来，正是这种痛苦驱使着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地去寻找战斗，寻找“挑战”，去厮杀，去击败敌人，去获取胜利。从古至今，人们都有这样一种本能，按照丽蒙娜的话来说，就是想要抓住一支长矛或一柄短剑追逐一头羚羊，悄悄地潜近它，追赶它，杀死它，然后为这次杀戮而欢呼庆祝，我们如何才能驯服这种古老的本能呢?我们如何才能抵制身心的疲惫，抵制那种微妙而狡猾的残忍本性——这种本性并不表现为公开的施虐活动，甚至还可以伪装成最合理、最“有建设性”的行为?面对着潜藏在我们每个人体内的野性，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我们的先辈所说的异教徒之心，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像我这样拥有逻辑的思维和极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过着僧侣生活的乡村牧师的身上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武器抵制这种内心的困惑呢?我们总是想主宰他人，羞辱他人，征服他人，使他们依附于我们，用内疚、耻辱甚至是感激之类的情感游丝去束缚、奴役他人，我们该怎样去克服这种邪恶的欲望呢?

我刚看了一下我写的最后几行。“我们用什么样的武器抵制?”“我们该怎样去克服?”实际上，就在我极力回避内心的恐惧时，这种恐惧却正在影响着我的说话、用词。“去抵制”。“去克服”。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浑身颤抖不已。

山脉和沙漠一言不发。大地也保持着沉默。大海发出了阵阵轰鸣，但声音却很低沉。天空在白天里光辉灿烂，到了夜晚就变得死气沉沉。冬去夏来，夏去冬来。人们生生死死。渐渐地，所有的事物都将不复存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思想。我这双正在写字的手。这支笔、这页纸、这张桌子。我们的信仰和信念。家庭。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时间吞噬，就像我的笛声在这间寂寞的房中消失一样——回响，分散，然后消失。所有的事物都会灭亡。一切都将瓦解。即使它们坚持说自己会不朽也无济于事。最强烈的情感。言辞。石头建筑。城堡。整个国家。也许还有天上的星星。时间吞噬着一切。然而，人类却始终在运用着自己的智慧去努力区分着好与坏，真与假，极力为每件事物都贴上标签：好的，坏的；对的，错的；美的，丑的。一旦遇到了猛烈冲击，人类自身也将灭亡，而人类的各种标签也将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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