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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路德维克 4（第1页）

泽马内克将是下届党组织主席，这对我真是个好消息。因为我的的确确认识他，而且满有把握能得到他的同情，哪怕只看在我是摩拉维亚人的面上。泽马内克实在喜欢摩拉维亚歌曲。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唱民间歌曲，唱得还要带那么一点乡土味，把双手高举过头，而且要有一副地道的、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劳动人民的模样，这往往是出现在舞蹈的某些段落之中，并由扬琴伴奏。

算来算去理科系里真正的摩拉维亚人就我一个，这使我多少有些特殊地位。每当有重大场合，例如集会，节日或五一节的时候，同志们就请我亮出单簧管，再加上两三个从同学中遴选出来的爱好者，也就算可以演奏地道的摩拉维亚音乐了。于是，连着两年（靠一支单簧管、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低音大提琴），我们参加了五一游行。泽马内克是个漂亮小伙子，很爱出风头，也来加入我们的队伍。他穿着一套借来的民族服装，一只胳膊向上举着，边走边跳舞，嘴里还唱着。这个生在布拉格又长在布拉格的小伙子，从来不曾到过摩拉维亚，可扮起我们那儿的人来味道十足。我满怀友情地望着他，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我可爱的家乡自古以来就是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它的音乐居然如此受人喜爱。

再说，泽马内克认识玛凯塔，这又是一个有利因素。大学生活使我们三人常有机会碰在一起。有一天（我们一大群人的时候）我瞎编说，在捷克的山区里生活着一些侏儒部落；还有根有据地说是从一部科学著作里看来的，一本有关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的专著。玛凯塔很惊讶，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我说那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当然会故意闭口不谈这些侏儒的存在，因为资本家把他们像奴隶一样来贩卖。

“那么应当好好写篇文章揭一揭！”玛凯塔大声说，“为什么没有人写呢？这是揭露资本家的一个很好证据！”

“也许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有点微妙，”我若有所思地说，“不好下笔。侏儒性爱能力特殊，所以属于不可多得，我们共和国把他们秘密出口换取大量外汇，向法国出口最多，那些青春已过的资本家阔太太喜欢买他们去当仆人，当然其实是为了以另一种方式去糟践他们。”

同学们都忍着不笑，他们觉得最滑稽的并不是我那胡编乱造的荒唐话，倒是玛凯塔听得入神的那副样子，她总是随时会为某事（或反对某事）挺身而出。同学们咬住嘴唇不笑，免得败了玛凯塔大长见识的兴致。有几个（泽马内克也在内，而且特别起劲）还异口同声附和我，忙不迭证明我那关于侏儒的消息千真万确。

我至今还记得，由于玛凯塔当时很想知道这些侏儒究竟是什么样子，泽马内克一本正经地肯定说，齐库拉教授——玛凯塔和同学们有幸常在学校讲台上见到的那位——就是侏儒的后裔，他的父亲或母亲，二者中有一个是侏儒血统。据说乌尔讲师曾经告诉过泽马内克，记不清在哪个暑假，他和齐库拉夫妇同在一家旅馆下榻。那两人相加不到三米高。一天早上，他不知夫妇俩仍在睡觉，撞进他们的房间，一下子呆住了：两人同在床上，但不是并排，而是头脚相连，齐库拉蜷身在床尾，妻子睡在床头。

“是啊，”我加以证实，“既然如此，那么毫无疑问，不仅是齐库拉而且他的老伴，籍贯都是捷克山区人，出身于侏儒族，原因是，一个在另一个脚下躺着睡觉是这个山区所有侏儒的返祖习惯。再说在往昔，侏儒族从来不按圆形或方形来营造栖身之所，而总是造长条形，因为不仅夫妻如此，就是整个氏系都习惯于排成串睡觉。”

在我觉得天昏地黑的时刻，当我想起那天七嘴八舌胡诌的情景时，心头似乎闪现出一点点希望的火花。马上就要由泽马内克来处理我这个案子，而他既了解我爱逗乐的作风，又熟知玛凯塔，他会理解到我写给她的那张明信片无非是恶作剧罢了，和一个大家都挺喜欢又常和她一起闹着玩的姑娘逗逗趣儿罢了。于是，我一遇见泽马内克，就赶紧把我的麻烦告诉他。他仔细听了，皱起眉头说他会考虑的。

然而，我的日子难挨；我还和以前一样去听课，等待着。我老是被叫到各级党委，他们着力于确认我是否是某个托派的喽啰；我则竭尽所能地表示我连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还不甚了了。我拼命去捕捉那些来调查的同志的每一个眼色，恨不能从中分辨出一丝信任来。偶尔也有这样的机会，我竟至于对这样的目光念念不忘，耐心地期待着从中迸发出一丝希望。

玛凯塔始终回避我。我很明白，她的那种态度和我那张明信片事件有关，所以出于自尊心，也出于懊恼，我不肯问她任何事情。不过有一天，她自己在学校走廊里把我拦住了：“我想和你谈件事。”

于是，在相隔几个月之后，我们又一起出去散步。秋天早已来临，我们两人都缩着脖子，裹在长长的雨衣里——那个时代大家都穿这种衣服（那是一个绝对不讲美的时代）。天下着濛濛细雨，码头上的树木光秃秃地一片黑色。玛凯塔一一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她当时在假期培训班，同志们和领导忽然把她找去问她是否收到一些信件。她说是。他们问是从哪儿写来的。她说是妈妈给她写信。还有别人给她写吗？偶然也有，一个同学。她说。你能说说是谁吗？他们追问。她说了我的名字。他给你写些什么，这位扬同志？她耸耸肩膀，因为说实在的，她不想提起我明信片上的那几句话。你也给他写信吗？他们又问。写了，当然。她说。他写的什么？他们问。她躲闪地答道，谈些培训班等等的事。你喜欢培训班吗？他们问她。喜欢，很喜欢。她回答。那么你这么给他写了吗？是的，当然了。她答道。那么他呢，他说什么？他？玛凯塔躲躲闪闪地反问，你们知道，他这个人很怪，你们要是知道他就好了。我们知道他，他们说，而且我们很想知道他给你是怎么写的。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他那张明信片？

“你可千万别怪我，”玛凯塔补上一句道，“我完全是没法子才给他们看明信片的。”

“你不要道歉，”我对玛凯塔说，“其实他们在找你谈话以前早就知道了，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找你去谈。”

“我一点也不是想道歉，而且我也并不因为把明信片给他们看了而感到难为情，你千万别想错了。你是个党员，党有权利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怎么想的。”玛凯塔反驳我说。她后来告诉我，我给她写的内容把她吓坏了，因为我们人人都知道托洛茨基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我们的一切奋斗目标和生活理想，他都反对。

我又能向玛凯塔怎么解释呢？我请她讲下去，说说后来的情况。

玛凯塔说他们读了明信片的全文，露出惊愕的神态。他们问她怎么想的。她说这太不像话了。他们问她为什么当时不直接把明信片送到他们那儿去。她耸耸肩膀。他们问她是否不知道应该提高警惕这一条原则。她低下了头。他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党还有很多敌人。她对他们说是知道的，可是她不认为扬同志会是……他们问她对我是不是很了解。他们问她我这个人怎么样。她说我这个人很怪。毫无疑问，她认为我是个可靠的共产党员，但有的时候会讲一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容许说的话。他们问她比如说是哪些话。她说具体记不起来了，不过她说我这个人拿什么都不当回事。他们说这张明信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对他们说在很多问题上她都和我争论。还有她对他们说我在会上发表的意见经常是和大家、和她不一样的。按她的话说，我在会上非常积极热情，但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拿什么都大开玩笑，对一切都嗤之以鼻。他们问她这样的人她是不是认为还可以做共产党员。她只是耸耸肩膀算是回答。他们问她，如果党员全在散布什么乐观主义是人民鸦片之类的言论，党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她说党要是这样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了。他们对她说这就够了。还说，她目前什么也不要向我提起，因为他们要监视我后来写些什么。她告诉他们，她再也不想见到我了。他们批评她说这不对，相反她还应当继续给我写信，至少暂时还要写，好让我充分暴露。

“那么后来你把我的信件都给他们看了？”我问玛凯塔，我记起了自己那些感情的倾吐，心里真觉难为情。

“我有什么办法？”玛凯塔说，“可我这边出事以后，我实在没有心思再给你写信了。我还不至于到喜欢给人当诱饵而跟人通信的份上！后来我只给你寄过一张明信片，以后就断了。我不想碰见你，因为人家不许我向你透风，再说我也怕你来问我，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跟你说假话了，我说假话心里不舒服。”

我问玛凯塔既然这样，今天又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她说是因为泽马内克同志的缘故。开学后的第二天，他在系里过道上碰见她，把她带到一间小办公室，那是理科系党组织的书记处。他告诉她，他已经收到一份报告，谈到我给她寄明信片到培训班的事，明信片上写的是反党言论。他问她究竟是哪些言论。她说了。他问她的看法如何。她声明谴责这种言论。他说这样才对，而且担心她是否还会继续和我来往。她心里很慌乱，回答是支支吾吾的。他告诉她，培训班寄给系里一份报告对她十分肯定，系党组织准备找她谈话。她说为此很高兴。他又告诉她，他无意干涉她的个人生活，但他认为物以类聚，所以如果选择我，那对她就很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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