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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各省督军说话，力阻保守派种种挑拨离间，否则洋务运动的多项改革根本不能展开，这在历史剧《走向共和》也有交代。30　多年后，摄政王载沣真的要杀袁世凯，却已杀不了，这也算不上是完全私怨，因为那时大清倒真的要亡国了。

这种无可选择的、并非建立于西式社会契约基础上的“互信”，多少是儒家鼓吹君臣思想的功劳，也有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影子，后人似乎不能单以一句“愚忠”或“权谋”交代一切。革命文学过分着墨朝廷的权谋、臣子的愚忠，反而显得革命的一方没有大局观，让今人怀疑已在自我完善中的清政府其实不值得被推翻—这信息在《走向共和》隐约出现过，这正是它受争议处之一。总之，《投名状》有太多引而不发的情景，令主角三人的兄弟情缺乏合理的时空维度，颇有被掏空了的不真实感，一切电影不便说的固然意在言外，但对观众来说，却是意犹未尽。

延伸影画：

*　《太平天国》＇电视剧＇　（中国2000）

*　《刺马》（中国香港1973）

延伸阅读：

*　《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赫连勃勃大王：同心出版社2008）

*　《太平杂说》　（潘旭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呤唎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1985）

印度之旅

时代背景　约公元1928　年

地域背景　印度（英属）

原著小说　A　Passage　to　India　（）

电影制作　英国1984163　分钟

电影导演　大卫·里恩

电影编剧　桑撒·拉米·罗

电影演员　维克多·班纳杰　詹姆斯·福克斯　朱迪·戴维斯　佩吉·阿什克罗夫特

剧情简介　两名同情第三世界的英国贵族妇女到印度探亲，通过新结识的印度人阿齐兹医生了解当地文化。在参观神秘的巴拉马古洞时，发生阿齐兹涉嫌*女主角的悬案，英印双方压抑的种族主义被唤醒，最后女方承认是幻觉，两族关系却堕入新低。

寻找“他者”的故事

近年，亚洲电影节不断推介伊朗、土耳其、泰国等国的电影，其实老牌导演大卫·里恩的最后作品《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也是新一代阅读亚洲的进阶选择。有缘重温这电影，是因为备课时读过一本由学者王宁等编辑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学术结集，内有陈红博士将电影同名原著小说的作者福斯特（），说成是“完全站在白人立场说话”，这立论和笔者从前的认知颇有出入，因此才找来VCD　进修。迟有迟得，我们迟至21　世纪才看这经典，原来更容易证实文化研究常说的“他者”（The　Others），实在不可能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假如不同的人在《印度之旅》原版小说出版的1924　年、电影上映的1984　年、以及今天的21　世纪看同一出《印度之旅》，必会找出心目中的不同“他者”，从而释出不同的结论。

宗教古洞内的身份觉醒

未说“他者”前，我们应交待《印度之旅》原著的布局。表面上，它的情节不算复杂，但含义有颇多留白，更牵涉到不少深层心理学问题，就算是拍惯《沙漠枭雄》（Lawrence　of　Arabia　）、《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等场面壮丽的历史大片的一代名导演大卫·里恩，也难以将这个看似平平静静的故事　寓言轻易化成影像。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开始动摇的20　世纪20　年代末，讲述一名英国妇女和她未婚夫的母亲结伴到英国统治的印度帝国本部旅游，探望在那里当地方法官的未婚夫　儿子。两个女人都算是“好人”、有心人，都同情被歧视的本土印度人，她们感到和当地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因此刻意打入印度群众。在这带有目的性的心态驱使下，她们视认识不久的印度医生阿齐兹为好友，并获对方邀请，参观神秘的传统印度宗教圣地巴拉马古洞。在参观过程中出现重重误会，两大文明社交联谊的目标开始迷失，老妇的体力逐渐不支，先告离开，少妇则独自前往古洞，在洞内听见重重回音，产生幻觉，居然以为印度医生打算对她性侵犯，大惊之下逃回白人小区、其实也是要寻回白人怀抱，在同胞簇拥下，决定控告阿齐兹。

于是，案件演变成印度独立运动的前哨*，双方剑拔弩张。想不到在法庭上，经控方律师重组案情，少妇忽然发现原来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决定临时撤销指控。被告获当庭释放，成为印度民族英雄，但也因为所有私隐（包括丧妻后种种绝密的性私隐）被揭发而深受伤害，对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彻底失去信心，选择逃离英属印度，前往依然由土王统治的“茅邦”（Mau），过着没有白人在左近的新生活。

现代心理学结合《大块头有大智慧》的“业”

为什么同情印度人的白种妇女到了个人独处的时刻，却产生被当地人侵犯的幻觉？　为什么白人律师的走过场式盘问，却能让当事人从灵魂深处明了一切？　她们真是“好人”吗？　这些，都是作者的曲笔，更是导演的曲笔，值得玩味。上述属于现代心理学范畴的疑问，在电影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授眼中，都成了因果报应的“业”（Karma）。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做，结果还是一样”，相信假如不是“业”，两名英国妇女就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印度，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表面上，这论调相当宿命，而且消极。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电影的白人和印度人都主观地相信有不能解释的“业”的存在，他们才分别有了“种族优越”（因为英国人累积了优越指数）或“反抗侵略”（因为英国人其实并未累积够优越指数）等意识，才会做出种种主观的对应“业”的抉择，尽管什么是“业”、有没有“业”，谁都不知道。

英国妇女同情印度人，质疑英国人到那里是“作业”，但也认定了以前印度的“业”导致今日如斯田地，以为“业”足以解释何以毋须易地而处地为殖民当局或印度人设想。英国奶奶决定一个人在东方流浪至死，作为潜意识的赎罪，年轻贵妇则忽然对自己的真正心迹觉悟，发觉原来自己不爱那位为殖民地工作的未婚夫，这些“顿悟”都是和她们的个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尽管二人信奉的意识形态和面对的客观环境相当接近，但行为各异，这就是心理学的微妙之处了。将虚无缥缈的“业”和现代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让不同人的心理对“业”作出不同反应，这种处理，就不是纯粹的宿命。反观杜琪峰的港产片《大块头有大智慧》，单靠前世今生来解释“业”，前生是日本兵的大好人张柏芝，在今世并无修改命运的任何空间，始终难逃变成恐怖无头女尸的悲惨结局。应该说，《印度之旅》对“业”的处理，是更符合人性的。

电影改变小说，制造大团员和谐结局

然而同样的小说、同样的布局，到了内地学者眼中，却容易成了彻底掩饰殖*义的罪证，原本的个人或群众心理元素，就仿佛不见了。根据陈红研究，《印度之旅》那些同情印度的白种人，都只是以东方主义的视角阅读问题，都是在猎奇，没有其他。他们对东方人无疑是同情的，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同情，固然没有达到愿意和东方人同化、融合的境界，更是为了延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上而下地同情、怜悯子民。换句话说，那对英国妇人不过是做好事的坏人，骨子里她们依然是英国人的工具。陈红认为《印度之旅》的精髓，就是将东方人一律视为“他者”，英国人一律归入“我者”。当然，这是片面的事实，也可以是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完全变成毛泽东哲学的敌我矛盾（虽然两者也确有相似）。可惜如此演绎，难免大大降低了小说的深度：毕竟在印度独立后，虽则今人已不可能为殖民统治服务，但通过同样的布局、同样的主角，依然会催生同样的故事。

也许有见及此，大卫·里恩处理的电影，就故意将《印度之旅》原著的结局改掉。根据原著小说，那位身为殖民体系疑似精英的印度医生被当庭释放。重获新生后，他坚拒和原来深深向往的英国继续打交道，视昔日只求被提升为假洋鬼子的人生目标为耻辱，就是对旧日的白种友人，也要划清界限，因为他发现，原来“在印度独立前，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电影结束时，阿齐兹医生最后却“良心发现”，决定写信原谅那位诬告他的英国淑女，又和从前在城市认识的一位英国官立学校校长冰释前嫌，更在避难的土邦“茅邦”与他相拥告别，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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