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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第1页）

——蕾拉·斯利玛尼访谈

蕾拉·斯利玛尼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后，ELLE杂志记者奥利维亚·德·朗贝特里（OliviadeLamberterie）对她进行了长篇采访。

龚古尔文学奖奖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

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被成功的光环笼罩，全身散发着“成功”的气息，人们争相接近我。我的《温柔之歌》也不再是一本普通的书了，而是人们争相买给妈妈们读的“龚古尔奖”畅销书！

你是第一位在怀孕期间获得龚古尔奖的女性，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是的，我证明了女性可以从事文学写作这一事实。一个男人要当作家是很正常的事，但一个女人因为要当作家或者忙于其他什么事而找人帮忙照顾孩子，她就是自私的。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时间来摆脱这种罪恶感。别人总对我说：“你在家里写作，正好可以照顾你儿子啊！”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我写作才不能照顾孩子。是的，我在怀孕的同时要写作、要正常地生活，并且要为新生命的到来做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个值得一试的挑战。

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我是，我也呼吁女权主义。我常想起西蒙·波伏娃的话：人们错误地认为伟大的斗争和他们无关，和他们相关的只有阶级斗争。我想，站在女性的角度，这是对的。在面对社会和找工作时，在处理和老板的关系以及照顾孩子时，女性地位的复杂现状就一点一点构建起来了。作为女作家，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你打破了进入文学界要先写自传性作品的不成文规定，为什么？

我是马格里布人，但我不希望人们对我只有这个印象。我对自己说：“不作茧自缚，视野才会更开阔。”托妮·莫里森说她的小说《天堂》因为她的出身而被误读，人们指责她没有写清人物角色的种族。说得好像存在白人文学和黑人文学一样！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根据出身去评价一个人，我们的人生，是另一回事，是爱、感情、恐惧和反抗。这是我想说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否定我的出身。

听说你在给儿子喂奶的时候看到了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简称DSK）的报道，找到了写第一本书《食人魔花园》的灵感。《温柔之歌》也是来自于真实事件吗？

是的，2012年的一篇报道震惊到我，那是发生在纽约一个家庭的事件，凶手是一个在别人家照顾孩子的保姆。我记得很清楚，报道中有她和一对夫妇在书房的合照，他们说：“她是我们家的一分子！”然后有一天，母亲发现家里的灯全灭了，两个孩子被杀害，那个保姆正企图自杀。小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温柔之歌》的故事从阴森的结局——两个孩子被保姆杀死开始。为什么这样处理？

为了营造一种戏剧性的紧张氛围，让我迅速进入状态。让我乐此不疲的是突然打破小说主角（米莉亚姆夫妇）和读者之间的疆界，这对夫妇并不了解保姆的生活，也不知道保姆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而读者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读者可以全程目睹保姆抑郁得快要发疯了，而那对夫妇却因为不在场，对白天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那么作为雇主的家庭究竟想知道什么呢？

这不好说，人们不喜欢保姆将她的问题和痛苦带到家里，带给孩子。然而，他们和付钱请来照顾孩子的保姆还是会建立起感情的！这种感情造成了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

除了新闻里，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问题，兼顾工作和孩子，你认为可以吗？

无论如何，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小说中保姆的名字路易丝，来源于路易丝·伍德沃事件，这个年轻的英国女孩儿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庭做保姆，她猛烈地摇晃婴儿导致其死亡。对她的审判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辩护律师坚持说是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而没对孩子尽到责任，她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了争论：父母可以推卸责任吗？可以确定的是，雇主夫妇确实不知不觉地冷落、忽略了孩子的保姆。

你同样认为这本书体现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吗？

是的，雇主阶级和保姆阶级之间的鸿沟可能会滋生保姆心里的不平衡、愤怒甚至是强烈的恨意。写作这部小说也唤起了我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我在摩洛哥长大，我们有请保姆住在家里的习惯。我想起了小时候保姆说过的让我不舒服的话，我很难过，我们和这些女人之间永远存在着这样的鸿沟。

这个故事也见证了出去工作的母亲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的烦恼。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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