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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笔记（第2页）

在泽农最早的对白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宝石中的每一粒都象征着大功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这样的宝石。1924年版本里的这些“宝石”，保留到1956年，直至1967年，在它们与如今的“金属”之间，是十年炼金术著作的阅读。

在1924年写作，1934年发表的笨拙的，仍然幼稚的版本里，泽农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始终掌握着唯物的和逻辑的真理。这一构想接近于1880年代的激进派们想象中的乔达诺·布鲁诺，而且同样错误。主要的转变是1958年前后，在阿尔夫的一个晚上发生的：我在聆听一系列巴赫的作品时，在头脑里完成了——比真实的写作提前六七年——泽农临死前几个小时与议事司铎之间的全部对话。音乐结束，我一离开晚会就将这段对话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想起来的。

新版本的“纳塔纳埃尔”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在一个中转小站等候火车的不眠之夜里（不：是夜晚的几个小时里）静静地完成了构思。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也忘记了。

1954-1955年冬天，在法央斯，我经常和泽农一起熬夜，在那所十六世纪初的房子的厨房的大壁炉旁，火焰似乎在两根向房间里突出的壁柱之间自由跳跃。后来，从1956-1957年起，无数次在“怡然小居”的壁炉前。

然而，我也可以随意将他留在任何地方。1964年，我离开萨尔茨堡时，我决定将他留在那家老面包店门口的石凳上。他等待着，他也相信我会回来，相信我会去那里找他，跟一些活着的朋友一样有把握。

假如我要在一篇精心构思的文章里告诉读者这些事情，那么我应该指出——然而如何做得到？——这些不是幻觉。直到现在为止，我从未有过幻觉。写作《哈德良》时，我常常想：“你随时可以接近他的思想本身，召唤幽灵又有何用？”

“泽农在监狱里听之任之”，O.向我指出，“他不是一个英雄”。实际上，监狱表现的是最后时刻之前的考验，同时也是一段空闲。一切都是游戏。（对于作者也是：赫尔曼·摩尔！）人们想出各种玩法，等待火车出发。判决宣布之后，泽农才开始表现出英雄气概。

第二章开头，描写泽农父亲的一段，是1924年版本中保留下来的最糟糕的段落之一。是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对“历史小说”的理解。这种情况下，只有狭义上特定的“历史”真实。“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没完没了地谈话”，是十分愚蠢的；“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谈论战马和战车”，才是恰当的语气。始终要调整好手中望远镜镜片的准确焦距，才能将远处的东西拉近观察。

我的译者G.有时要求我解释，为什么某个人物在某个时刻做某个动作，这时我就会犹豫不决，并寻找一个理由。我看见他做这个动作。

无数次，夜晚，难以入眠，我仿佛觉得自己将手伸给泽农，他累了在休息，躺在同一张床上。我很熟悉这只灰褐色的手，很有力，修长，手指扁平，干瘦，指甲很大，颜色很浅，剪得很干净。手腕骨头突出，手掌凹陷，布满纹路。我感觉得到这只手的力量，它准确的热度。（我从未握过哈德良的手。）将手伸给这个虚构人物的形体动作，我做过不止一次。对那些可能会读到这条笔记的白痴，我要立即补充的是，如果说我经常看到我的人物做爱（有时我也会感受到某种肉体的快感），但是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与他们结合。我们不会与自己的一部分睡觉。

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离得远一点，但是无比友善。

在二十岁时写的作品中增添一个新的事实（从1956年起），那就是强调精神历险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反驳自己的泽农，修正自己看法的泽农。有时，比帕托洛梅·康帕努斯议事司铎本人更是唯灵论者。

一个个人的（或者说个性化的）上帝的真实概念，它以各种俗套的形式几乎在任何地方展开，没有什么比形成这一概念更隐秘和更困难的了。（印度瑜伽修行者的自在者。）泽农在他死前两三个小时做到了（或者说，无论怎样，他隐约看见了上帝作为假设出现）。

不用我说，聪明的读者知道，泽农临终前最后时刻以为自己听见的走廊里的脚步声是谁的：“我们在矛盾之外相会。”

格利特有一点像W……；玛尔塔有一点像X……；卡特琳有一点像Y……；帕托洛梅·康帕努斯有一点像Z……康帕努斯身上的某些特点很像我小时候熟悉的一位教士：卡尔里议事司铎。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的性情中有我父亲的性情。

在女人方面，泽农几乎总是受到诱惑多于充当诱惑者。喜欢青涩果子的女佣，雅奈特·弗贡尼埃，希格·乌勒夫斯达特，卡特琳。甚至那位匈牙利姑娘也是执意要“扮演猎物的角色”。如果这些女人不是自己到他的床上去，他就任由她们走开。

维维安是苏尔维琪的漫画。

只要一个虚构人物不如我们自己重要，他就什么也不是。

我想象利格尔家族的祖上来自庇卡底——也许是十四世纪从阿拉斯来到布鲁日的。

脱离肉身是为了在他人身上重新显形。为此，利用他的骨头、他的肉和他的血，以及用一种灰色材料记录下来的成千上万个影像。

尽量只作最小的改动，试图利用康帕内拉遭受酷刑时骇人听闻的口供，连同那些令人作呕的细节，在记录上签字的是一位名叫普雷奇奥索的人，他是那不勒斯教会法庭的公证员和书记官。但是这些卑鄙的行为——今天也并不鲜见——很可能只是为读者提供又一个耸人听闻的场景而已，还会让人以为我写的是一部反教权的小说。没有什么比展示暴行最有节制的情形——手下留情，更能暴露它的可怕。一位有学识的彬彬有礼的主教和一位急切地想拯救自己学生的年迈的教士，最终仍然让一个人被判处火刑，并且认为这一判决是正常的。对于酷刑是同样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泽农免遭酷刑比他遭受酷刑更为恶劣，前一种情形是因为他得到特别保护，而后一种情形则是按照惯例。

在十七世纪的一份地方志里，看见过一位名叫克林威克的法官参与审讯一名还俗教士。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材料。

几个要注意的问题：新教犯下的唯一一桩（然而是丑恶的）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塞尔维（奥钦似乎侥幸逃脱）。死刑比人们以为的要少，如果排除摩尔或克兰麦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的判决的话（但这份名单不包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尽管如此，恐怖和不安显而易见。与怀疑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相比，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异端分子面临更大风险。没有知识分子因为风化问题被判刑。达·芬奇被检举和盘问过，仅此而已；米开朗基罗跟阿雷蒂诺一样，遭到过恐吓者的攻击，仅此而已。然而，泰奥菲尔只是侥幸逃脱；在多莱的案子里，推测似乎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瓦尼尼的案子里，推测似乎是诽谤性的。在这一点上，还要注意的是对帕拉塞尔苏斯和（早年的）康帕内拉的攻讦。就康帕内拉而言，在最后三次诉讼中，非常鲜明的信念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法术被判刑。

为了求雨和毁坏收成而不怀好意地在田里撒尿，然后被活活烧死的女巫的故事，我是在一部关于中世纪和十六、十七世纪巫术的著作中读到的，但是已经忘记作者和题目。我在目前（1974年10月）重读的阿尔都斯·赫胥黎的《卢丹的魔鬼》中又看见了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提供了部分来源：1610年事情发生在多尔。我原来读到的书提供的细节更多。

哈德良去世时是六十二岁零六个月，但是他的疾病此前两年半就发现了。从130年起，疾病就潜伏在他身上。因此，有六年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总的说来不好，还有两年深为病痛所苦，最后的死相当温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的死，《回忆录》刚好结束于他去世之前几天。）

泽农去世时是五十九岁差六天。直到最后仍然保持强健的体魄。他的体质是干涩和神经质的；哈德良既是多血质，又是淋巴质。疾病在他的面容上引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浮肿，很早就这样了。

两人都极具判断力，做得到投以冷峻的一瞥。

哈德良对医学的兴趣。

哈德良有时受到秘术吸引。然而与泽农相比，他在这方面只不过是个“富有的爱好者”。

很不相同的两个人：一个是根据真实材料的片断来塑造的，另一个是想象出来的，但也从现实中吸收了一些养分。两条力线，一条从真实出发向想象发展，另一条从想象出发深入到真实，然后相交。中心点正是存在的感觉。

从星相学看：哈德良是宝瓶座，象征丰沛和天赋。泽农是双鱼座，象征秘密和冷淡，通过深渊的过程。哈德良的天空：土星-金星-木星。泽农的天空：土星-水星。

两人在肉欲方面都几乎只为男性的身体和气质所吸引。两人都有能力与女性交往和结下友情。哈德良比泽农在爱情上有更多闲暇。

“同性恋是对生活的一种看法”，四十年前，爱德蒙·雅鲁谈及《阿历克西》时这样对我说，这一意见来自一个在行为举止方面，我认为，完全是异性恋的男人，更加令人惊异。尽管我写了《阿历克西》，当时要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仍然感到有些困难，有点像泽农只是到了后来才理解堂·布拉斯的话。

在一定意义上，对泽农而言，希格·乌勒夫斯达特是他的普罗蒂娜。几乎平等的，可以信赖的同伴。但是泽农拥有过希格。

哈德良的同性恋行为有一套语汇和仪式；它植根于一种文化传统：它是罗马世界一种公开的放荡行为，尽管跟任何放荡行为一样受到道德家们的指责；它是拉丁诗人和希腊诗人笔下的诗兴；最后，它是一种纯希腊的（丝毫不是罗马的）哲学传统，醉心于希腊文化的哈德良十分有意识地追溯这一传统。必要时，他篡改一点自己的现实，为了将它纳入这些诗意的和豪迈的背景。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秘密。

泽农的性欲没有语汇。他激烈地摒弃他所属时代女性之爱的俗套，中世纪韵文故事风格的放荡无羁，或者彼特拉克式的细腻。另一方面，他的同性恋趣味无论在当时和在他周围如何常见，为法律所明令禁止。这些秘密的，往往也是短暂的关系不需要词语。它们只在无意识和意识上留下更深的印记。安蒂诺乌斯是哈德良身边有名份的娈童，可以说他有一个社会地位。阿莱伊始终是一个仆人。泽农与杰拉德，弗朗索瓦·龙德莱，胡安修士（也许还有约斯·卡塞尔）之间的交往，与今天类似的关系毫无区别。对于失去社会声望的畏惧，跟从前对于火刑的畏惧一样，产生的效果差不多完全相同。

然而，无论火刑多么司空见惯，对有恋爱关系的那群人来说，当时仍然是少见的风险。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十六世纪的同性恋爱人害怕火刑，就像今天一个有同样倾向的美国人害怕被赶出外交使团——也许少一点吧。

总之，对泽农而言，一切小说因素都由于缺少表达方式被排除了，或者说获得了几乎看不见的形式。只有诗人（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并且仅仅是他们中最了不起或最大胆的那些人，在当时，才能够表达。在达·芬奇那里，相反，表达受到的限制扩展到所有人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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