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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赵桓阅过宗望提出的所谓议和条款,心情异常沉重。
宗望所提议和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宋朝赔付金军犒师之资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大金国国主为伯父,允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故土;向大金国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遣亲王及宰相各一名赴金营充当人质。
看过这些条款,赵桓觉得犹如泰山压顶。而除此之外,给他带来沉重精神压力的,还有李棁等人表现出来的那份极度的惊恐。
赵桓是在十一日晚于福宁殿连夜召见的李棁等人。当时李棁等人刚刚在尚书省的安排下用过晚餐,神魂初定,余悸未消。他们面君时虽未敢将其在金营一日的经历全部据实详奏,但对金军之威猛金人之可怕的渲染,却是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无形中传达给了赵桓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息:金军之强大是宋朝绝对无可抗拒的,如果不答应金人的条款,大宋王朝必将城破国亡玉碎宫倾。宗望对李棁等人极尽恐吓之能事,意欲得到的就是这个效果。
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如果接受他们的条件,宋朝所遭受的损失难以估量。可是如果不接受,而援军又迟缓不至,万一城池被金军攻破,那就万事皆休。
然而如果勤王大军能够及时赶到,或者李纲有能力一战再战坚决守住汴京,现在朝廷却匆匆忙忙地答应了金人那些无理要求,岂非白白吃了大亏?
前途莫测。赵桓左右彷徨,举棋不定。
挥退李棁等人后,赵桓在巨烛闪烁的大殿里一直徘徊到夜深。此时他真希望能有一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仙人,来为他预卜一下未来,指点一下迷津。他一时心血来潮,就想命太监去找个术士来卜卦,但话未出口又否定了这个想法。聚集在汴京的术士倒有不少,可能让赵桓信得过的却没有一个。万一遇上个信口雌黄的骗子,岂不误了大事。不过他后来终究是误在了一个唤作郭京的骗子手上,此为后话,本书在下部中再表。
没有仙人指路,还得依靠凡人。十二日临朝,赵桓将金人的条款示之诸臣,命其公议。
对于这样一纸条款,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与以李邦彦、张邦昌为首的主和派必然会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可想而知的。赵桓要听的,主要是双方的理由。他想听听哪种意见更为可行,而后再做决定。他这个人生来就缺乏主见,谁对他施加的影响大,他便会倾向于谁。他自谓这叫从善如流,是一种可贵的美德,是一个帝王虚怀若谷的表现。从善如流固然不错,但须先能分辨何者为善。可惜的是赵桓并不具备这个能力,他可以兼听,却并不能明断,因而导致了其决策的一错再错,终致酿成了其本人乃至整个国家的致命悲剧。
当日战和两派在崇政殿上辩论得非常激烈。赵桓对这种针锋相对的舌战已是司空见惯,因而表现得很平静,无论什么见解,一律洗耳恭听。
李纲首先出班发言。他听过宗望提出的议和条款,一股怒火噌地蹿上脑门。这也叫议和吗?这分明是骑在我大宋王朝头顶上屙屎!因此他只略加思考便昂然出班,朗声向众人阐述了他的看法。在启奏中他尽量使语调放得平稳,但从那微微颤抖的声音里,仍不难听出其情绪之激愤程度。
李纲的主要观点如下:
金人要求上尊号,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可以姑且应之。遣归燕云金人,于宋朝并无大碍,亦可允诺。而其余的那些条件,就基本上不能答应了。他宗望索取犒师金银数千万两,我们一年的全部税收才有多少?仅仅一个汴京城又能凑出几何?这个数目无论如何不能应允,我们只能量力而行,酌情给付。太原、中山、河间乃国家屏障,虽说号为三镇,实辖十余郡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如果割让出去,等于向金邦敞开了北大门,这事绝对行不通。至于遣送人质,可以考虑派一名宰相去应付,但不可送亲王入金营。
金人敢于如此狂妄地勒索我朝,盖因欺我守城兵少,势单力薄。但只要我援军一到,局面马上便会彻底改观。我们固守待援需要时间,所以为今之计,主要的就是设法拖延时间。
如何拖延时间呢?我们可派能言善辩者为使,与金使互有往返,反复磋商条款,并称犒军之金银物资,须令有司统计造册,方可得其确数。这样拖延下来,多了不敢说,五六天的时间总是可以争取到的。
在这段时间里,估计各路勤王大军可先后抵达。彼时我们重兵云集军威浩荡,宗望孤军深入,必不敢多加逗留。即使其要挟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也只能从速撤军。不然的话,恐怕他想走都未必走得了了。到那时,朝廷可与之签署一份平等条约,并以重兵监视其出境。唯其如此,方可令金人从此不敢再轻视我大宋王朝,不敢再生觊觎我中原疆土之念。
李纲奏罢,即有李邦彦、张邦昌轮番出奏。
在战和问题上,他们与李纲的矛盾是早已公开化了的。他们亦已看出,赵桓目前虽然比较倚重李纲,实乃形势所迫,其实内心里对李纲并非绝对信任,更谈不上言听计从。而且,看到李纲挺立殿前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你由太常寺少卿跻身宰执行列才几天?参与过几次国策讨论?懂得什么政务外交?有什么资格一再地将你片面武断的一己之见强加于人?因此他们开口也不客气,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李纲之论的异议,而且言辞甚为尖刻。
他们的主要意思是:
李纲之言听起来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实际上乃似是而非大谬不然。李纲对形势发展的估计,纯属一厢情愿。他以为昨日打了一天,金军没攻进城,便说明我们能够守住汴京,这未免太幼稚可笑。金军既然不远千里地来了,会只打这一天的仗就罢手吗?再打下去,谁能保证守得住?谁能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到援军到来?勤王大军何日能到,李纲有情报吗?能说出确切日期来吗?说不出来吧?既然说不出来,这个希望就很不可靠,就没法依赖。如果等来等去,等来的不是我们的勤王大军,倒是金邦的宗翰大军,那可就晚了三秋。那时候只怕纵然是我们愿意答应这些条款,金人也没兴致与我们议这个和了。这岂不是眼睁睁地将议和这条解决问题的最佳之路断送了吗?再说那宗望也不是白痴,我们有意拖延时间,他会看不出来?他会容许我们为所欲为?只怕是没等我们拖延一日半日,他便要重新使用火炮说话!
李邦彦、张邦昌的分析,很符合一部分畏战者的心理,许多大臣一面听,一面便交换着眼神频频点头。李邦彦、张邦昌觉出了这种有利氛围,便说得越加理直气壮。
他们两个相互补充着继续奏道,古语云,大丈夫能屈能伸。目前敌强我弱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承认这个事实,便不能不在议和条款上对金人有所迁就。这是个策略问题,算不得什么耻辱。就算是个耻辱,我们暂时也得忍着。暂时的忍受,是为了将来的复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历史上这样以屈求伸的英雄不胜枚举。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打败夫差灭了吴国,不就是个著名的例子吗?我大宋现在还远未沦落到当年越国那一步,金人的要求,不过就是割地赔款索要两个人质而已,有何不可应之?在京城自身尚且存亡难保的情况下,斤斤计较那北方三镇有何意义?而与朝廷的安危相比,金银绢彩之属就更是无足轻重了。尽我汴京之所有,以货币易平安,拯百万黎民出水火免涂炭,又有何不可为哉?至于遣送亲王及宰执大臣为质,为示议和诚意计,似亦无不可准者。若我朝果然诚意昭然,令金人尽遂其欲,其安得有不欣然北还之理,汴京之危岂不就此冰消雪融耶?此策较之李纲之说,其结果孰险孰安,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可以同意遣送亲王去金营为质这一条,李邦彦没敢说,是张邦昌提出来的。
在一般人看来,公然在皇上面前提出这一条,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邦昌却是摸透了赵桓的心思:只要能保得自身平安,付出什么代价赵桓都不会在乎。他敢于如此建言,正可显示他对皇上是忠心耿耿。果然赵桓闻言并无愠色,甚至还颇带赞许地微微点了下头。张邦昌就知道,这个马屁拍对了地方。只是后来那个被遣为人质的康王赵构居然成了皇上,而这件旧事则成了他不讨新君喜欢的一个潜在原因,却是他此时不曾料到的。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听李邦彦、张邦昌奏毕,群臣交头接耳,一阵窃窃私语,不少人觉得他们两个说得是蛮有道理的。
李纲却是早就听不下去了,他简直不明白这两个人发此谬论到底是想干什么。这不说是蓄意误国,起码也是愚蠢透顶。他按捺不住地再次出班,高声奏道:“臣闻李张二相之言甚为惊讶,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欲躲一时之祸,然则却后患无穷,这种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之见实不可取。”
李邦彦见李纲出言不逊,岂肯示弱,马上反唇回击道,李右丞无视朝廷危局,一味逞强恋战,颇有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嫌,皇上不可不察,以免为其所误。
这话一出口,大大地激怒了李纲。为了守城所经受的千辛万苦他可以不在乎,但是他很在乎人们对他的评价。他这个人是相当看重自己的名声的。大丈夫一生的追求,不就在“功名”二字上吗?追求功名固为私欲,但若将其与精忠报国结合在一起,又有何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一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虽只寥寥数语,却从根本上贬低了李纲的守城目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见赵桓听了这话竟然无动于衷,内心掠过一阵寒意,当即愤然地向其躬身奏道,李太宰既如此说,臣颇感不宜再列位宰执统领三军,以免徒增欺世盗名贻误国政之罪。请皇上贬臣为庶民,臣当退居茅舍闭门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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