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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月余,即靖康元年五月下旬,李纲莫名其妙地被委任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并被指派督统两路之人马,去解太原之围。
此前,赵桓因见金军东西两路皆退,有点胆肥起来,对割让三镇之诺滋生悔意,便欲遣师出援中山河间诸郡,收复失地,解救太原。因此在任命姚古、种师中为正副制置使的同时,已复用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这才没多久,却忽然又以种师道老病不堪为由,改命李纲取而代之。如此来回任免,实是匪夷所思。究其缘由,又是张邦昌等人作祟其间之故。
指证李纲蓄意挑动请愿的事,危国祥鼓捣了半天一无所获。李纲沟通反贼之说,由于人证俱失,危国祥压根就没敢对张邦昌提。总之在暗中收拾李纲这事上危国祥是颗粒无收寸功未建,这让张邦昌大失所望。看来想一举扳倒李纲,难有多大指望。张邦昌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念头从一蹴而就调整为步步为营。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思路放开去,主意便来了。既然往下扳不动,何不索性朝上抬?先找一顶轿子将其抬出京师,下一步不就好办得多了吗?
抬李纲的轿子不难找,那个宣抚使的职衔就很合适。把这顶乌纱往他脑袋上一扣,他就得顶着个被朝廷重用的虚名,乖乖地离开汴京,去承办那绝对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办得好,就让他长期在外边“镇守”着去,而办砸了,那可就得该治什么罪就治什么罪了。欲抑先扬欲擒故纵,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当然,这步棋并非万无一失。万一李纲挥师出征旗开得胜,或许会反令其威望越高权势越重。如果搞成那样,可就弄巧成拙了。不过综合各方面因素去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微乎其微。
张邦昌瞻前顾后斟酌再三,终觉此举利多弊少,于是他便择机向赵桓堂皇建言,三镇既不可割,则需全力救援,尤以速解太原之围为要。种师道年迈多病,暮气沉沉,业已难胜其任。为早日平定西线战事计,不如改用李纲宣抚两路,命其督师前去解围。
耿南仲、唐恪、聂昌等一听便知张邦昌的用意,马上心照不宣地予以附议。有些大臣不明就里,出于对李纲统帅能力的信任,亦很赞成这一主张。其议遂为赵桓纳之。唯许翰及谏官余应求、陈公辅品出这事不大对头,先后具折称不应让李纲离开朝廷,却没得到赵桓的理睬。嗣后,赵桓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谕了这个决定。
李纲认为这一任命很不妥当,毫不含糊地当场力辞。他之所以果决地推辞其任,内中确有担心自己远离京师后,更易受人恶意中伤之虑,然而他更大的担心,是唯恐他一旦离朝,赵桓在张邦昌、耿南仲一伙的摆布下,又回到不惜以丧权辱国为代价,毫无原则地向金人屈膝乞和的歧路上去。
这个担心李纲自然不敢明言,但另外一个推辞的理由他可以直说:他自认不是承当两河宣抚使之职的材料。这既是一个借口,也的确是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对于自身的长短,李纲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文人,料理兵事非所擅长,在战略层面上做些宏观的谋划尚可,具体到布阵用兵战术战法,则基本上还属于门外汉。至于实战经验,更是严重欠缺。在金军围城之际他临危受命执掌帅印,实是出于万不得已。获得汴京保卫战的胜利,实事求是地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全城军民的同仇敌忾和勤王兵马的及时抵达。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从精神上坚定了朝野的抗敌意志,而并不在于发挥了多么出众的军事才能。领兵收复失地解救太原,那可是需要扎扎实实的作战指挥能力,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将门出身且又身经百战的种师道。所以以他取代种师道,乃是舍其所长用其所短,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有百弊无一利。
李纲直率地陈述了上述道理,却引起了赵桓极大的不快。赵桓觉得这个李纲真是有点不识抬举不知好歹,朕决定了的事,到了他那里,就很少有不遇到别扭的时候,这个毛病不可纵容。因此他当时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表示:“朕意已决,李卿毋庸谦辞,可待择日受敕。”
李纲怏怏退去后,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个任命难以接受,在数日内接连上书十余道请辞。而张邦昌等亦在同时进言,说李纲公然违逆圣命殊非为臣之道,倘此风为群臣所效仿,则从此君威将安在。
赵桓被那些七嘴八舌挑拨得心头火起,便成心与李纲较上了劲。他对李纲的理由一概不听,对李纲的辞呈悉批不允,且对持不可令李纲离朝之议者严加驳斥。许翰见此情形,感到事情严重了,只得暗暗提醒李纲,不要再生顶硬抗,以免招致“杜邮”之赐。
那“杜邮”是个古时地名,位于今之陕西咸阳。当年秦国名将白起因遭猜忌,被秦昭王赐死于该地。听许翰提到这个典故,李纲也不能不顾及后果,只好放弃争辩,接旨受命。但是经此一番碰撞,李纲在赵桓心目中的斤两,已然是大打折扣。张邦昌从旁察言观色,窃喜这盘棋的走势看好。
重任既已接下,就得尽力做好。但是要完成这项使命,却是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二月间宗翰用锁城战术困住太原,绕道南下,途中得知宗望撤军,他虽未继续挺进汴京,却转而拿下了隆德府等河东路的诸多城池。赵桓改弦更张下诏固守三镇后,由种师道坐镇滑州,姚古、种师中两路出击,曾一度顺利得手,接连收复了隆德府、威胜军、寿阳、榆次等地。但姚古、种师中在相约夹攻围困太原之敌时,却因姚古没有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而被金军各个击破。种师中阵亡于杀熊岭,姚古大败于盘陀驿。宋军损失惨重,慌忙退缩回隆德府及平定军,致使金军在这一地区重获控制权,太原之危则因此雪上加霜。在这种严峻状况下,没有充足的兵力,欲打破太原之围,无异于痴人说梦。否则等不到赵桓临阵易帅,种师道早就对宗翰动手了。
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军,要想战胜金军,首先要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这是老将种师道早就明了于胸的事。通过汴京保卫战,李纲对此亦深有感触。然而李纲却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个优势。宣抚司麾下的人马不过两万之数,以这区区两万人马去挑战宗翰大军,显然不是对手。而就是这两万人马,亦不能全归李纲节制。这两万人马分为五军,由于河北发生胜捷军叛乱事件,宣抚司左军已被赵桓调去平叛;而其右军,又被划归由唐恪所推荐的宣抚副使刘韦合统辖。五军去其二,留在李纲手里的兵员,便大约只剩了一万两千人。
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两千兵员大部分都没有战马。李纲刚一就任便发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出征野战比不得就地守城,战马的作用至关重要。更何况,金军铁骑之彪悍凶猛,本来便令宋军难以望其项背。以现有的三五百骑与之交锋,还不够填金军的牙缝。
情势紧迫,别无他策,李纲只好启奏赵桓,请求张榜速括都城之马,给价偿之,以为军用。他估计在全城征购下来,凑出几千匹马还是办得到的。征来的虽不是战马,总比没有强。
赵桓起初点头应允,倏尔却变了卦。因为张邦昌伙同聂昌等进言,目下京师初定,尤以祥和为重。宣抚司遍城括马,骚扰得人心慌乱,不利于靖国安民。赵桓现在最怕的就是乱,一听乱字便头疼,张邦昌等的这番奏言,又点中了他的穴门。于是开封府前刚刚张贴出去的动员括马告示墨迹未干,便又被禁止括马的文榜覆盖。李纲了解赵桓的秉性,不想与其再起争执,唯发一叹而已。
除了马匹问题外,其他出征之所需亦是缺口甚大。赵桓给李纲指定的率部离京日期是六月二十二日,但是直到二十日,李纲列请朝廷筹措的军费,才拿到了不足预算的五分之一。其他诸如粮草兵器及各类军用物资,亦全都没有办齐。李纲对各部司办事效率之低下态度之敷衍恼火透顶,他不得不一面加紧督催,一面奏请赵桓宽展行期。
已有成见在胸的赵桓,以为李纲是故意找借口拖延时间,提笔便怒责他“迁延不行,岂非抗命”,对李纲的不满溢于言表。李纲实在是被挤对急了,他脑袋一热,在具折详陈不可仓促起兵理由的同时,将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及宣抚使告敕一股脑儿全交了上去,自称不堪大任有负圣恩,请求皇上罢职治罪。在旁观者看来,这就是明目张胆地以撂挑子要挟皇上的意思了。张邦昌等人幸灾乐祸,暗忖这下子必定有好戏看。
然而面对李纲如此强硬的冒犯,赵桓这一回反倒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克制。内中之缘由,盖因朱后的善言规劝。朱后在得知赵桓恼怒李纲的原因后,和风细雨地提醒了他两点:第一,如果李纲所奏情况属实,那么他不肯草率出兵,是不是应当视为对朝廷高度负责、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表现?第二,倘若弃置李纲不用,其职拟以何人替代?
赵桓冷静下来考虑,不能不承认朱后提醒得有理。小不忍则乱大谋,起码在目前,李纲还是个用得着的人,解围太原若不以其为帅,暂时确无其他合适的人选。至于他乞展行期,看来亦非托词;否则他的态度绝不敢那么强硬。这个人凡事过于较真儿,这臭毛病固然讨厌,但是应当承认其出发点一般来说还是好的。
想通了这一点,赵桓不但没发雷霆之怒,反而以相当宽宏大度之态,将李纲上交的告敕悉予封还,同意他展缓行期三日,允诺诏调天下兵马以为后援,还两次赐宴李纲于紫宸殿和琼林苑,并赐其以玉束带、牙简等物。这样一弄,倒弄得李纲诚惶诚恐、不胜惭愧起来。展期三日其实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他不便再请推延,只能提出,希望在出征之后,朝廷能保证他的背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赵桓满口答应,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于是乃定援晋大军于六月二十五日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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