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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第1页）

从三句话谈开去

……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政治能和艺术保持同一水平的话……

……一个到处是人和书籍的国家。

一

“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我看到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在我面前现身。”虽然尤金·尤奈斯库[1]是在1946年写的这句话，他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在《现在过去，过去现在》（巴黎，1968）一书中对此进行阐述。

这句话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修改几个字，要修改哪几个字，这句话就可以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了？

孩童时代的我在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饱受了仇恨和战争的煎熬。后来，我看了很多书籍、文件、文学和艺术作品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为的是要了解不仅存在于德国同时也存在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粹现象。我希望从中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社会和人的精神（也可以说，就是人本身）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出轨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陷入迷惘和绝望，为什么文明社会在恐怖中逐渐消亡，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陷囹圄，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

但是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了解这个启动无穷灾难的装置。在最残酷、最黑暗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遭遇了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侵蚀，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崩溃，只是这一次我不像童年时一样充当着试验品，这一次我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尚未被解除怀疑的“嫌疑犯”。

不止一次我想到了伯格曼的电影《蛇蛋》，想到了魏玛共和国过去几年里荒谬的氛围，想到了人们妄想和迷茫混杂的情绪，想到了失望如何让人顺从并最终服从一切，想到了普遍的不满如何急于寻找发泄的目标，想到了在物质匮乏、恐怖盛行的情况下，愚昧和暴力随处可见。

但是，我还是要说，尽管有很多共同点，20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尼亚并不是战前或战争期间那个军团组织、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当道的罗马尼亚。[2]

西方最近有关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相同点的争论忽略了这两种制度之间更为重要的差别，这种忽略也许并不完全是无意的。强调它们的相同点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简单化做法：如果能证明所有的独裁统治同样可怕，那么它们就应该同样得到惩罚。但是这就可能造成罪恶的相对化，最后导致免除罪责。

即使这两种制度时常被“互借”，但它们是不同的。那些想理解“真正社会主义”本质的人（还有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及其后果感兴趣的人）应该首先研究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重要差别。共产主义拥护一种高尚的被广为接受的人道主义理想，并采用更为微妙更具欺骗性的策略，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它可以长久地存在并无限地扩张。纳粹主义在它的所有行为，包括恶行中，始终遵从自己的纲领，那些追随者至少在最初阶段，都有意地“合法地”拥护这些纲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乌托邦幻想和现实之间自相矛盾，并将它的制度推及给民众。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具体需要之间存在矛盾，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但奇怪的是，这种矛盾也赋予了共产主义一种恢复、再生的相关能力，当然也赋予了它神秘化的能力。也正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下，人们的重要日程——日常存在的活动才可以进行。

两种制度的比较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也并非微不足道。布加勒斯特昏暗的街道，寒冷没有暖气的居所，为等待食物排得像长龙一样的队伍，无处不在的警察和他们的帮手，对少数民族的牵制性打击，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感受到的官僚强加的可怕压力——所有这些都一次次地让我想到伯格曼关于希特勒掌权前那些岁月的电影，想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切都始终悬空在积聚和爆发之间不能动弹。生活里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全面爆发。随着时间不断被国家占用以致最终被彻底剥夺，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缩减直至最后消失：除了工作时间、上下班在公共交通上的痛苦奔波、开会、购物，人们还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排队、政治会议和集会上。等到你总算回到了鸟笼一般的家时，你发现自己迷失了，你一言不发，两眼茫然地盯着空气，在那里你看到的是无尽的绝望。

茫然的凝视、空虚的心灵，人们在迷惑不解：他们所经历的厄运只是一次不幸的事故，是历史自身的错误，因此不能怪罪于某个人的精神错乱；抑或是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暗藏着的某种邪恶力量现在爆发了，导致了这种可怕的集体命运？

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里，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独裁者通过镇压证明自己的权力，人们在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中不断丧失自我。无尽的空虚。邪恶的能量在两极分化。他、她：“他人”。任人唯亲成为独裁的工具。权力、愚昧和堕落滋长泛滥着。可怕的集体病症。恐惧，无情，人性的丧失，人的动物化（借用伊奥内斯科的提法）。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人们能怎样自我保护？他们还能承受多少？他们准备接受怎样的转变——自愿或是被迫？恐惧、疲惫、厌恶——工作、排队、一遍遍地阅读愚蠢的报纸、每天看两个小时令人作呕的电视新闻。人们要到警察局登记自己的打字机，到设备不足、人满为患的诊所看病，感觉自己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死去，每小时的生存只是拖延了缓慢的垂死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会渐渐不再拜访朋友，因为公共汽车运行毫无规律而且拥挤不堪，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简直不可能。你一无所有，没有食物，没有饮料，甚至没有香烟，朋友来访你没有一点可以招待他们的东西。你厌倦了重复相同的悲伤，你不想看到别人的失败，每一次失败都会增加新的皱纹，你会意识到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失败。

谎言变得越来越猖狂。绝望伴随着疯狂，顺从夹杂着愤世嫉俗。这些只是一个多面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都不可能。那些用作传记素材的个人经历杂乱无章地构成了一幅社会全景。

1986年上半年我和审查者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他们禁止印刷我的小说《黑信封》。这些人不断地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

那年5月，我参加了在特兰西瓦尼亚镇举行的一个学术报告会（名为“当代罗马尼亚小说”）。由于和主办这次报告会的文学杂志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自1981年那次极具争议的作家会议召开之后，所有作家会议的官方程序是这样的：所有和公众的接触被取消（即使是有关会议的简要新闻报道都是隐晦而且虚假的），所有发言被录音，所有的要求都被否决，所有的提议都会受到安全部门的“检查”，每一个与会者的档案都要接受审查。

除了十五或二十个被邀请的作家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一些当地的文化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他们的外貌和举止一下子就暴露了和他们相关的组织。在会议桌上，自然还有一个录音机。

我下定决心不发言。但是，某个自觉才华横溢的同行大谈特谈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听着他这种自作聪明的危险论点，我忍不住了。我不同意他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提到了博尔赫斯[3]和埃内斯托·萨巴托[4]。我小心地不直接提及阿根廷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相似点，其实那些天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我所说的相似点不光是指国家体系和民族性格，而且也指巨大的艺术潜力和险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在我写作《黑信封》时，我不仅一直在和埃内斯托·萨巴托的小说《英雄和坟墓》中那个隐秘而奇怪的盲人组织进行心灵的对话，也一直在和阿根廷独裁制度进行对话。）

第二天，就在我要飞回布加勒斯特之前，当地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偷偷告诉我，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那天早晨会见了他和另外一些同事，询问他们对我在报告会上所做发言的看法，而且还询问了有关我性格方面的问题。

那天和我一起去机场的共有四个人。在安检处，我们要出示机票和证件。这是常规检查，结果，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人顺利地通过了，我却被单独留下做特别检查。值班的警官拿走了我的证件，他说：“只是检查一下。”我的那三个同事回过头来一起等着我把问题解决。入口处的士兵对我们解释说，那不过是穿制服的人对平民常见的恶意行为。

我的一个屡遭此类挑衅行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这是常规程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应该早就有所感觉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申请到西方旅行。从非官方渠道，我已经知道我获得了第二年去西柏林做研究的基金。罗马尼亚的邮政“服务”确保了那封正式邀请信没有到达我的手上，有趣的是，这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如果我收到了那封信，我永远也不可能被获准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因为这样的请求要经过国家统治集团最高层的批准，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请求是被拒绝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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