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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罪（第1页）

默塞·伊利亚德于1986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前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学者（神学院西威尔·L郾艾弗瑞杰出教授及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位知名作家。

他写作了约五十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数不清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作品，长达四卷的《宗教思想史》应该算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从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学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对知识、阅读和写作的痴迷。1921年，十四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找到点金石的》。1928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他又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印度文化和哲学。他认为印度之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后来他在《迷宫的考验》（1978）中这样写道：“在印度，我发现了那种后来被我称为宇宙宗教情感的东西。”

1933年，伊利亚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以一篇关于瑜珈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被任命为当时著名的逻辑和玄学教授艾奈斯库的助手，并以教授“印度哲学中的罪恶问题”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利亚德被他的导师和朋友深深吸引住了，即使后来艾奈斯库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1]的狂热支持者，伊利亚德也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对他的敬仰。

在铁卫团被镇压之后，伊利亚德作为罗马尼亚当代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以及铁卫团的支持者，受到了当权者的责难。但是，1940年他还是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公使馆在伦敦的文化参赞。一年后，罗马尼亚作为德国的同盟军参战，伊利亚德不得不离开伦敦被派往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

战争结束后，他仍然留在国外。他去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书，直到195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安顿下来之前，他还曾经在欧洲的很多大学教过书。

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自己的日志和自传，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并没有阐明他在法西斯时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在另一作品中，伊利亚德指出：“要想阐明事物的性质非常容易。”正如他在《迷宫的考验》中所写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非神圣化的世界里神圣者采取的掩护手段”，“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关于我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我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

1937年，伊利亚德在一本杂志上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这个人在十五年之内改变了意大利，把一个三流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的强国之一。”那个时候，他是墨索里尼和科德雷亚努[2]的忠实支持者，是铁卫团的“陆军上尉”。他从年轻时代就痴迷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关系，但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观点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很难知道，在战后的那些年里他的观点是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民主的西方模式始终持着怀疑的态度。

他杰出的学术著作拓宽了人们对神话、理念范型和宗教史的理解（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应感到奇怪，虽然他一生坚持反共，作为学者的伊利亚德在一次访谈中还是欣然同意，“正确教义的卫士和阐释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人”；“斯大林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对理念范型的怀念”。他还认为列宁墓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宗教性质，“实际上却发挥了宗教符号的作用。”在《迷宫的考验》中，他对上述这些话做了补充，他说，“任何一种‘堕落’都反映出一种迷乱的或者说盲目渴望的更高境界。”

伊利亚德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幽默感的人喜欢费德里克·费里尼的《小丑》其实并非偶然，他盛赞这部作品“再现了伟大的神话主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利用了某些重要的象征”。伊利亚德探寻着神圣性、魔法和神秘性，简直到了神秘化的地步。

如果他能在后期的自传中否定自己早年的立场，努力“阐明”他和极权意识形态的纠葛，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出版于1990年的最后一卷《日志》[3]本来可以成为他最后一个机会，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这样的惊喜可能会在他尚未出版的文字中找到。但是在最近东欧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在那些引发并领导这场政治变革的令人敬仰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些站在“错误”立场——极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即使是现在，当东欧处于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声音在呼吁建立“正确教义”和“铁的纪律”，强调建立强大政权，树立神化的权威，等等。暴君小丑的幽灵再一次寻找着他的支持者们，时时纠缠着他的那些老仆人——那些随时为他荒唐的神性欢呼的凡夫俗子。

那些反对神化权威的斗争似乎一直都很艰难。当然，如果伊利亚德能够承认他作为思想家和信仰者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之间的关系，他对自己这些经历的反思无疑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

伊利亚德的第四卷《日志》，同时也是他最后一卷《日志》，和以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它的篇幅不长，涉及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结构：每天重要程度不等的事件被简洁地记录下来，这些事往往与他的学术和文学作品、教学、旅行、会议及所接触的人有关。拉里·麦克莫特里对其早期日志的观察也同样适用于这一卷：“在他的日志里，没有太多人物，更没有闲言碎语。伊利亚德并没有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他太高深了，不屑于记录人物和闲言碎语。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实在太忙了，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

他的日志甚至还包括一份记事表，正如作者本人承认的，这个记事表每天大致相同，但它也揭示了某些隐秘的忧伤甚至痛苦的时刻。随着年事的增长，伊利亚德有时也会丢开他一贯的谨慎、策略以及客观态度。在1983年11月19日的日志里，我们可以找到下列这些令人不安的话：“我无法从书架上取下厚重的书，我无力翻找文件夹……为什么要因为这些我一生钟爱的东西而惩罚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我爱的东西惩罚我：书和文字？”[4]总之，他的忧伤是和精力的丧失密切相关的。“和平时一样，我被必须马上做的这些事激怒，并因此而悲伤”。[5]（1979年3月31日）

在阅读第四卷《日志》时，读者们经常能感受到年龄和疾病的负荷，感受到伊利亚德一生中那种能够同时创作各种不同作品的非凡能力在逐渐削弱。生命终结的预兆因为谨慎和对往事的回忆而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日志描写的那些狂热行为中找出一些本质的主题，我们也许能从伊利亚德的最后几年里总结出他最痴迷的两大主题，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书和罗马尼亚。正如温迪·多尼格在她为伊利亚德第四卷《日志》写的充满情感的后记里强调的，“他生活的中心是书，人是其次的。”[6]在终点日益临近的时候，他关注的是那些他不能完成的书，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离开的人。第四卷《日志》里有一些章节痛苦地讨论了不可避免的末日，而另一些，则表现了伊利亚德非常克制冷静的一面，例如关于他非常平静而小心地分隔藏书室的描写。这两个方面一起组成了一幅值得纪念的完整肖像。那些他最亲近的人似乎很难和他亲密相处的书籍竞争，那些书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激情，从少年时代永不疲倦的阅读（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找到一种能最大程度缩短睡眠时间的方法）到失眠的老年，书籍的魔力始终能够让他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阅读中获得的广博知识使伊利亚德成为一个渊博如百科全书的人，这使他成为编辑《宗教百科全书》的理想人选。他在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在他看来，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么他的死亡与书的被毁之间也有了奇怪的关系。他记录了1979年7月21日的一个梦，里面有很多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复印店里一位优雅的男士，被一群怪异的小动物围绕着，手稿被缩成了三明治，老鼠不停地吃着，作者惊恐万分。这个噩梦成了现实，或者说至少在1985年12月19日的那场神秘大火中得到了应验，在他去世前四个月，那场大火烧毁了他在芝加哥米德威尔·兰宝宗教学院办公室里的藏书。梦想和现实汇聚成一个沉重的警告：末日即将来临了。伊利亚德描写着刺耳的电话铃声、恐惧、消防员和淹没了他办公室的水。面对灾难，一个在寒夜里惊恐万状的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年迈和疾病变得非常瘦小，这就是他悲剧的结局。

正如多尼格所说的[7]，伊利亚德很可能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他认为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他所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和日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学者，用书籍围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把自己和真实的世界隔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利亚德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他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他与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国内外的罗马尼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与无数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志趣相投的思想家，有共产党官员，有喜欢他作品的崇拜者和学生，有朋友和亲属，甚至还有彻底的陌生人），这反映出他一种持久的兴趣，更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眷念。伊利亚德一生中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并用其他语言写作，他晚年用母语写作的举动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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