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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页）

1985年的某个夏日，我接到安全局一位官员的电话，他自称是内务部的负责人，希望能见见我。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暗示道，会面是为了“某个申请……”

他允许我选择会面地点，我建议就在我的住所，这是在我一个作家朋友的启发下做的决定。最近，他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会面”，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当然会比在“客人”可能提议的任何地方更为自信。我幼稚地认为，从一开始，我就赢得了一点小小的尊严。会面定在第二天早晨九点。

几个月以前，我申请了去法国和德国旅行的护照，我想他指的就是那份申请。我1979年的第一次西欧之行是在经过了无数次拒绝之后才获批准的，那时我四十三岁，那次西方之行充满了未知数，无望的归途让我不安，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我决定不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知道在几个星期的喜悦之后，我会再一次陷入长长的冷漠和精神紧张状态。整整六年里，我没有再申请另一份护照。但到了1985年，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我急切地想逃出我的囚笼，不管时间多么短暂。

打完那个让我不安的电话之后，我努力安慰自己：如果那个安全局官员确实是来讨论我的旅游申请的，那么明天早晨的会面就只是一个程序，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在我的再三询问下，作家协会的主席已经告诉我，我的护照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对安全局的恐惧有着特殊的原因，除了和每个生活在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集中营的人一样总是心存紧张情绪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职业和民族背景使我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况。十年前，我的一个朋友被迫成为告密者，他的唯一责任就是监督揭发我。我记得那个潮湿、烟雾弥漫的秋天夜晚，他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我，提议我们出去走走。从他的声音我根本猜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刚刚和安全局的人见过面，他们没有费太多口舌，他们只是暗示说，他可能会失去那份收入一般的工作，无法赡养他那生病的父亲。于是，他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我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

我无法忘却那种包围着我们两个人的焦虑和恐惧，还有我心中混杂的奇怪情绪，一方面他让我感到疏远；另一方面，他又让我有一种亲近感。

我们之间的见面越来越频繁，我对我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几乎着迷。他告诉我他与联系人之间的会面，他向我描述他们见面时的破旧房子，审问者的外貌和反应，我不断地要求他对一些他已经回答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因为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多次谈话中）。我越来越希望见到他，希望了解他每次见面的细节，然而我越来越不愿意告诉他我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我变得越来越多疑，我对他总是很及时的汇报渐渐失去了信任，我开始认为，他向我隐瞒了某些东西，为了保护我——还有他自己。我的生活平淡无奇，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会面和严密的监督。我那普通不过的家庭、朋友、工作、海外关系、收入、健康、书籍甚至女人哪需要这么多时间去谈论？

在扮演了那个可怕角色两年后，我的朋友离开了罗马尼亚移居他国。他离开之后，我不知道是谁代替了他的位置，但毫无疑问的是，肯定有人代替了他，也许是一个我非常亲近的人……

见面前的那个晚上，混乱的记忆和疑虑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他们知道多少？他们要问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回忆和朋友的每一次谈话、那些已经淡忘的事情、那些可能被“他们”利用的书信、电话或秘密。

九点不到，我开始竖起耳朵听电梯的声音，但是没有一点动静。九点整，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个棕色头发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站在面前，他穿着灰色西装和蓝色衬衫，打着领带。显然他是爬楼梯上来的。根据我原先想好的，我请他出示证件。他目光犀利地看了我一眼，对着我居高临下地笑了笑。他晃了晃他的证件，还没来得及让我看一眼上面的名字或照片，就又迅速地放回了口袋。

他已经在房间里了。他环视着书架、书桌，还有穿着汗衫和牛仔裤的满面倦容的主人。

“您有针线吗？”

我们对手戏的第一幕已经很不同寻常了：被审者严肃地要求审查者出示证件，但是还没等他扶正鼻翼上的眼镜，对方已经“唰”的一下把证件放好了，像变魔术一样。第二幕更有意思：我们活脱脱就是那出法国戏里的两个角色——又矮又胖的帕塔熊和又高又瘦的帕特。瞧瞧帕塔熊，穿着拖鞋，身体臃肿，是猎物；再看看帕特，幽雅的猎手——这是猎手队伍里的新生力量，数量稀少。一走进房间，他就看着那个面色苍白、有些古怪的老先生，非常和蔼地说：“您知道吗？您很像我父亲……”猎手巧妙地装作没有看见猎物的恐慌，他饶有兴趣地看着书架。我没有动。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裤子上的一个扣子掉了。”他把扣子给我看，又指了指扣眼，那里确实少了一粒扣子。是不是他为了能一个人在客厅里待一会儿故意把扣子扯下来的？他怎么知道客厅里没有针线，需要离开客厅去拿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想在客厅里安放一个窃听器来代替我那个已经离岗的朋友吗？我已经掉进了他们喜欢的那个陷阱——妄想症。如果他们真的想安装什么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做。我是不是应该将计就计把闹剧演下去？翻筋斗或走钢丝？我用父亲般慈爱的笑容来回应他孩子气的微笑。我们都很有教养地笑着，两个人都表现出虚伪的热情。

我在卧室里慢慢地找着针线盒，最后，像剧本所写的那样，我把针线盒递给他，让他挑选毒针和魔线。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开始小心翼翼地缝扣子，而我，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这出小戏在我们的合作下慢慢地展开了。

“您还生气吗？”他温和地问道。

这个突然的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回答，等着他缝好扣子，看看他能不能问得具体些。

“几年前的那次访谈，那次给您带来麻烦的访谈。您还生气吗？”

不，我得承认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我得承认我前一个晚上想象的剧情里不包括这一幕。我本应该慎重地想一想怎么回答，但是我脱口而出：“是的，非常生气。”

我并没有准备严肃地回答他的问题。在他提到的那次访谈里，我说过，我们不应该严肃地对待官僚，那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但是，我忍不住地想做出反击，我没有忘记那件事，那些监视我、在舞台侧面导演这出戏的人显然也没有忘记。

四年前，1981年的夏天，就在最后一届作家会议召开之后不久，我接受了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采访。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其他一切官方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议。那些发言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为了防止留下任何“证据”，代表们不能带录音机进入会议厅。整整三天，我们被关在一个陈设精美的大厅里，我们被允许畅所欲言，监察组记下那些最大胆者的名字，为国家安全局记录下所有一切：幼稚的口号、笑声和口哨声、激动、鲁莽还有我们孩子般的相聚带来的难忘快乐时光。

显然齐奥塞斯库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扩音器，能够听到会议厅传来的发言。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没有出席这样的会议。那天早晨，少先队员们站在大厅门口，准备为他欢呼并献上鲜花，结果仪式突然被取消了。

总统在最后时刻决定不参加作家会议的举措是明智的（很明显，国家安全局已经向他通报了与会代表的情绪）。在代读总统的长篇讲话时，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惊恐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作家们纷纷离开大厅到走廊上抽烟或是到餐台上拿东西吃，那上面摆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美味。“真的热狗！”我的一个朋友高兴地惊呼着。“真的热狗！它们吃上去就像真的热狗，一点都不像商店里买的那些假热狗那么难吃。热狗，热狗，难以想象，真是太棒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贪婪的朋友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想到很快他不仅被剥夺了享用热狗的快乐，而且也将被剥夺自己的生命，他那曾经快乐或不快乐的生命。

作家们的愤怒情绪已经酝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这只是造成那种会议气氛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期东欧最激烈的反共示威），还有一个原因是与会代表的构成。这一次的代表是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结果那些民族主义派系的官方作家，那些受到当权者青睐的作家都未能出席。权威部门对此深感不满，紧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报复手段：他们加强了审查制度，削减了资金，减少了刊物的发行量，使作家联合会处于瘫痪状态，禁止一切与外国人的接触，加紧了对“不听话”作家的迫害。

我的那次与文学评论家的谈话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进行的，但谈话内容直到六个月后才刊登出来。（本文后面附有那次谈话的文字稿。）刊登那次谈话的是《家庭》，一本在远离首都的奥雷迪亚限量发行的优秀文学刊物。在地方上发表一篇相对正常的文章似乎要容易些，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与之相邻的匈牙利拥有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那里的审查制度。访谈内容以及访谈者的名字立刻引起了当权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发动了一场造谣中伤的运动，表面上是针对访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却是要攻击访谈者。这种避开令人不快的观点把矛头对准表达观点的人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万无一失的辩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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