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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兆（第1页）

一

那是1998年，我第二次访问圣彼得堡，以前的列宁格勒。

我对新朋友廖沙说，想找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谈谈对苏联的感受。对我的要求，他一脸鄙夷，顾左右而言他。但过了两天，我接到廖沙电话，说约我出去散步。

5月中旬，空气凉爽，小山一样的冰块在河上漂浮。我们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发，走过涅瓦河大桥，穿过冬宫后面的小街、铁桥、公园，又钻过几个黑乎乎、墙壁发霉的大院子，就到了弗拉基米尔大街。又高又瘦的廖沙指着一个很难看的哈根达斯冰激凌店对我说，这儿，就是原来的西贡咖啡馆。

见我一脸困惑，廖沙不无同情地解释说，去见你要见的人之前，先了解一些背景。刚才走的路，是一条经典路线。二三十年前，国立大学最棒的姑娘，放学以后都走这条路，来这家咖啡馆。这你都不知道，想跟持不同政见者谈话？行了，快走！我们要迟到了。

那天晚上的聚会，有廖沙、廖沙的姨妈奥尔嘉和她的好朋友伊琳娜。我记得，一直有丁零响的有轨电车，有气无力，在窗外坑洼不平的老街上爬行。

那时我尚未丢弃很愚蠢的优越感，比如觉得自己懂英语、来自西方、有绿卡，对俄罗斯也比现在更加无知。但我已察觉什么地方不对头，似乎原来让我确信不疑的一些东西，其实不过是一个尚未破灭的幻象，而且比较土气。我的生命观和价值观，正在由两头不靠的一条断线，变成随风翻滚的三角风筝。对于天生的悲观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次不坏的修改。

伊琳娜告诉我，以前没有谁觉得，到下一代人长大的时候，情况会有不同。在俄罗斯，暴政永恒不变。

“那当时……你们生活快乐吗？”我提了这么一个让自己脸红的愚蠢问题。

多年后，我还能回想起伊琳娜说话的声音，像舞台上的风琴，每个音节、字尾，都留下丰润悦耳的回音。我的俄语浅显粗陋，无法体味和弦一般转换的词格和暗喻。这女人40岁上下，脸色苍白憔悴，白发蓬乱，像个落魄但高傲的歌剧演员。

“我们非常快乐，你无法想象。”她说。

二

那时他们分享某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上头布置下来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烦琐事务，只需敷衍应付，没人当真。什么学习会、讨论会等等，浮皮潦草瞎扯一通了事。然后大家有借口怠工逃学，一起出去游逛、喝酒、泡咖啡馆、聊大天。

担任团委书记的奥尔嘉从中学时代就学会了撰写（或抄写）这么一种类型的文字：

共青团的政治使命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体现为对青年人坚持不懈的教育，引导他们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行毫不妥协的抵制，吸收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者国际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共青团基层干部时刻铭记他们肩负的上述任务。

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奥尔嘉对伊琳娜说：听着，姑娘，这不是俄语，不是托尔斯泰，这是“党语”，很容易学会的。

在奥尔嘉担任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阿拉伯语专业年级团委书记的年月中（大约1979~1981年），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已经获得相当的公众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有那么一种类型，也或多或少晓得那个群体的人喜欢宣讲的观点。然而许多人宣称，他们并不特别欣赏具有很强这类色彩的同学或同事。这绝非出于对当局的忠诚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只是觉得那些人有点怪，过于较真、钻牛角尖，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受迫害狂和偏执狂，有不可告人的虚荣动机（在外国出名）。于是出现了一个新造的形容词——“异议分子腔”（Dissidentnuyushi）。

不可思议的是，具有“异议分子腔”的同学或同事，居然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被排到同一类型，总之是夸夸其谈，喜欢争论，说些四六不靠、让大家觉得难堪的扫兴话，因而不再被接纳为“自己人”的一分子。

在西贡咖啡馆的常客中，有探头探脑的克格勃暗探，也有满脸严肃的异议分子，但多数基本是一脸顽皮的“自己人”。他们之间逐渐形成几个界限模糊、关系亲密、几乎每日相聚的“小组”，根据不同的兴趣排列组合，比如探讨文学、自费地质勘探、理论物理或白银时代诗歌。这些男孩女孩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斯大林”、“大清洗”等等，对他们来说，是上一代人的事。这些孩子习惯的社会是停滞、安宁的，经济由国家垄断，追求物质显得可笑，而且无望。好几位物理学博士争抢看锅炉房的职位，原因是轻松、报酬不低，而且每周只需工作两个通宵。

这与正统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幽默、纤细、包含危险与冷嘲的共生关系。谎言是永久的，自由亦是永久的。买房是谁也没听说过的事，因为房子是分配的。稳定职业（未必理想）和固定收入，是国家对公民的许诺。每天和朋友在一起，成群结队出去拜访某位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前朝遗民，交流一些地下杂志，对过分严肃的一切意识形态（哪怕是挑战当局）保持距离与冷漠，这是大伙儿共同的生活信条。这里面，包括共青团干部奥尔嘉和摇滚乐爱好者伊琳娜。因为西贡咖啡馆，她们成为一生的好友。

那段日子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年。

三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人民是最有教养、有文化的人民。原来的模式主要不是在经济上失败，而是从文化道德上破产。人民拒绝这个制度，因为它不尊重人，压迫、践踏人民的权利、自尊和人格。

他说得很对，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事例表明，有一大部分苏联人民，也包括不少肚子里有些墨水、趣味比较高雅的青年男女，事实上接受了这个建筑在尸骨和谎言基础上的强横制度，并勉强建立和维持了一种单纯、质朴、草根性的小群体价值观。两三代人过惯了慵懒平稳但是缺乏奢侈品的安静生活。他们有自己的亲情、爱情、喜好、歌曲、戏剧、笑话，深谙钻空子、偷懒或投机倒把的邪门歪道；他们像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一样，秋天去树林子里野餐，春天去野外采蘑菇。统治者的那些什么党代会，那些又长又臭的讲话，对他们来说分外遥远，不过是喜剧化的空洞仪式。只有美国白宫的智囊、孤悬海外的异见分子，或身边一两个神经有毛病的傻帽，才会天天关注和揣摩那些电视上演出的仪式、让人昏昏欲睡的措辞，以及模样大同小异的常委们在主席台上的先后排列。

人民畏惧、蔑视、尽可能躲避，却也习惯并严重依赖这个蛛网般严密的庞大体制。他们学会最大限度地争抢并占有体制给予人民的各种许诺：免费住房、免费教育，不需要发愁的工作，需要排长队领取的优质香肠、咸鱼和奶酪。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像索尔仁尼琴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悲壮、凄惨，他们也并不似美国“冷战”评论家们所暗示的那样，殷切渴望多党选举或投票自由。

1987年，由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大改革自上而下进行。一开始大伙儿恍然不知所措，根本没有主动要求。戈尔巴乔夫一再讲：我们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了！他似乎确信，道义上真诚、公正，意味着在政治上也行得通。他这么想，可能因为在内心深处，一度认为“十月革命”和列宁总归包含着某种高尚和正义。一开始，改革的基本诉求是回归列宁——“把道理讲清楚，人民会原谅我们的”。

然而，如此剧烈、彻底地摧毁人们早先形成的习惯性依赖，而又不指明新的具体路径，使得人人都无所适从。历史证明，苏联执政集团无力在一种开放宽容的民主语系中维持运作，管理架构、物资流通和镇压机器一并陷入瘫痪。

人们忽然意识到，苏维埃体制宣讲的某些观念碎片，经过篡改、变异，事实上浸透于最后那一两代苏维埃人的内心，比如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这种不太适合市场竞争的集体心态，与当局的僵硬、伪造和虚饰，形成微妙平衡。两者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其实还有复杂暧昧的相互欺骗、恐惧和共谋。

戈尔巴乔夫认为，用突如其来的诚实取代几十年的欺骗，可以建立新的、更为明朗的社会平衡。这种理想化假设在现实的人类政治史里，很难找到成功先例。事实上，改革开放4年之后，戈尔巴乔夫说什么，西方领袖们还听一听，在国内没有人听了。

四

1999年，奥尔嘉嫁到美国犹他州，成为摩门教徒。一年后，伊琳娜悬梁自尽。廖沙娶了日本姑娘，迁到名古屋。原来“自费地质勘探队”的那群朋友，有一两个出国；剩下的，倘若没有因为酗酒、商业纠纷或其他不明原因死掉，基本上穷困潦倒，惨淡度日。

20年后的圣彼得堡，准备建一座50层高的国家石油公司（Gazprom）办公大楼，曾有微弱的抗议声，但迅速被消音了。市中心颇为繁华，游客不断。来来往往，坐在咖啡馆里的，大多是近年迁来的外省新富和他们的情妇女儿们。有足够证据可以表明，对这一部分人来说，生活比过去好太多了。

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气质上十分不同。深层次的生活观念、文化追求、气质和内涵，不在同一个范围内。新中国早期对“阶级斗争”如此强调，而对“人道主义”如此忽视，反映出内心里对某种生活旋律的厌憎、反感，也许还有嫉妒。生活不允许平静和梦幻，时时强调残忍的现实，持续不断地斗争，消灭对手，还“踩上一只脚”，大手笔“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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