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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中国。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满。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中央党校做讲演。确切的题目，我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为品牌和产业”。讲台下面，几百位老师学生，目光炯炯，神情肃穆；他们对媒体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我正襟危坐于默多克先生身后，担任全程翻译。

连续几天，尾随着默多克先生和儿子詹姆斯一行，在北京城转来转去，拜会官员，接受采访。熟悉翻译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正式会见、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实格外轻松。可是在党校的欢迎式上，我还是差点出了大洋相。

当时，致欢迎词的一位官员，射机关枪一样背出一长串专有词语。无限漫长的两三秒钟，我张口结舌。几百双殷切但严肃的目光，齐刷刷指向默多克先生和我。从那瞬间浸透骨髓的绝望冰水里，我骤然窥见语言的大无奈、大幽默。总而言之，某些概念在任何西方语言中永远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无论我怎样翻译，默多克先生也弄不清所以然。事实验证了我的机智，老先生和听众们脸上没有浮现出错愕的表情。没人在意我对中国政治词典做出的飞跃性篡改。

90年代初，我刚从纽约搬到加州。那时，我的汉语大幅度退化；偶尔用中文写一封信，读起来像70年代的初中生作文。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作家。有一次，我对他说想回家，回中国，重学汉语，找回被我摔破的那一半灵魂。作家朋友听了，眼睛发直，最后吐出两个字：我操！

吁出一口痰气，他恢复了谆谆教诲的耐心，对我说：“你既然英文这么好，就该全心浸淫于西方文明，回去干什么？你以为那地方出的文学还值得一读吗？”我没读过多少文学，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自然是哑口无言。

十多年后，我专程赶到北京，坐在台上，协助默多克先生解读符号与文化的相对性。这些热情的听众，将成为未来的部长、省长，甚至总理。不论出于恶作剧还是无可救药的拙劣，翻译能够让垃圾被视为精品，或者把金子混同于垃圾。

过了这么些年，已经萎缩的母语，在我身上死而复生。我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位作家朋友。他从未学过任何一种外语，因此过分信赖被翻译过的词句。在他的想象中，完美无缺的西方文明，与身边坐着的默多克先生和他的“新闻集团”，早已不再使用同一种语言。

二

遗忘母语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出国以前，有人对我说：别再回来，忘了这地方。那是80年代初，还没谁听说过“南方讲话”和“海归”。有些偏激情绪，传染给敏感青少年，也顺理成章。还有人教我少和中国人来往，只管融入美国人的社会，这样英语提高得快。我就听从这劝告，恰好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学生。没过多久，我就患上了在异国待久的人都熟悉的双面变态：说英语时，我是一副样子，一种神态；偶尔讲汉语，我又成了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

内心和人格分裂，很不舒服，一点儿都不浪漫，尤其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时间一长，心中生出各种不可理喻的愤怒、焦虑，还有近乎变态的欲望。英语的我蔑视汉语的我，而汉语的我沉湎于羞怯、自闭和莫名的仇恨中。我的朋友多数是白人，他们会问我出国的经历。为了避免难堪的沉默，还有顾左右而言他的羞辱和尴尬，我编造各式各样的缩写版本。时间一长，自己都忘了哪种版本更贴近真实。

慢慢地，在我能记起的日期或事件，同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感情之间，隔开了一道又黑又深、无法填平的沟壑。我可以谈起某件事、某个人，比如我少年时代的挚友，或者喜欢过的女孩，以及第一次性爱；或者写检讨，被留级、开除，还有许多我永远无法面对和消除的耻辱。当我说起或想起那些事，好像那是另一个人的事。与我同名的那个倒霉年轻人存在于过去，他的感觉或欲望我无法理解，他与我毫不相干。

中国来的作家朋友，使我对写作发生兴趣，想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自然觉得英语更适合于我，能在英语世界里出名，更让我陶醉。

根据时髦的模型，我设计了期望轰动的情节：“文革”中长大，家庭悲剧，历经磨难逃到美国，学习，打工，融入美国社会，等等；要不然，再加上一位美丽的白人女朋友。自然，这样胡诌的故事不能成立——忸怩作态，两头撒谎，涂了又写，写了又涂，将自己变成一幅拙劣的异国风情漫画，并不好玩。这样来回折腾了一两年，我终于有了醒悟：必须找回一份记忆，找回忘却了的语言，必须回中国去，不论我的作家朋友高不高兴。

三

许多年后，一个积雪尚未化开的春天，我去了基辅。从机场乘车往城里走，穿越高速路和两边的森林，接近城区时忽然发现，基辅近郊那一片一片高层公寓，同90年代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模一样粗劣的设计，单调雷同，大而无当，缺乏温暖和曲线。只有心中无爱的人，才会设计出这么样的一堆楼房和街道。但也有难以言表的差异，或许因为远处若隐若现的绿色森林，还有相对开阔的地平线，使基辅那些丑陋高楼，混杂着一团邈远荒凉的破败与忧伤。

对于语言不通的过客而言，建筑和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眼神和表情。

90年代的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赚钱。我在中国，类似的饮酒海聊或彻夜策划，也或多或少有所参与。当然，最后一切无疾而终。赚钱的机会，属于能说街头汉语、熟悉本地社会潜规则的当地人，或许零星几位快速进入状态的“海归”。我只是一位无正当职业的加州亚裔男，回国寻根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忧伤和记忆。而北京，已经成了一座没有忧伤的城市。

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我的个人境况终未改善，陷于无底的迷惘与失落。连续几年，不断重复一个越来越荒唐可笑的程序：收拾行李，卖掉汽车，中断租约，飞回北京；两三个月之后，又怀着无边的悲凉和决绝，黯然离开。

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状态，像极了一场痛苦的离婚持久战。分了合，合了吵，吵了分；周而复始，直至油枯灯尽，精疲力竭，终于一拍两散。我真正放手的，是对于故土和童年记忆的渴望和搜寻。其漫长与刻骨铭心，甚于每一次男女感情破裂。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结束之后，有亲人和朋友劝我留下。无论如何，在北京做同声翻译，也算是很好的职业。我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解释，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与过去那个影子的离婚战已经打完。从那时起，我慢慢地适应了新的北京。前提是给自己确立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客。相敬如宾，平淡如水，随时来去。

四

1999年，一位新结交的朋友突然去世。他是个木讷、刻板的男人，过分偏执的写作者，心不在焉的丈夫和教师。他叫苇岸，崇拜美国的梭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赶到北京时，苇岸兄弟已经下葬。

我终日枯坐在屋里，翻读苇岸送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离开中国之前，又去书店买回来两三本书：刚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还有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当时我这么想：或许自此一去，再不回头。在我混乱的心中，悲伤与温暖，记忆与告别，祖国与天涯，汉语和他乡，慢慢被水浸透，字迹模糊。

一个故事，最怕一开头就被人猜到结尾。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可能：以负载悲剧的人物开始，以轻飘飘的漫画结束。这样的故事，不该再讲下去，否则就成了俗套。所谓古拉格群岛，我没见过。书上讲的惨烈故事，与我体验的加州生活，找不到真实的联系。在1989年，20世纪的故事已经结束。

默多克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无法想象，我的失忆，或北京的失落，与他能有什么关系。默多克先生到北京来了。那时，听说索尔仁尼琴老先生已在莫斯科郊外一片森林中安下了宽敞的新居。

告别前的一天晚上，默多克先生和儿子邀请我喝一杯。老人和儿子伫立窗前，俯视下面蒙在尘埃中的灰墙绿瓦，还有参差的脚手架、起重机。父子俩兴致很高，指指点点，看得出来，他们喜爱北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概念的胜利。如同60年前访问苏联的欧洲左翼作家站在克里姆林宫上，仰望飘扬的红旗。我们站在新北京的中央，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顶层。底下发生的一切，使我们兴奋，也离我们很远。在楼顶和楼下之间，横亘着一光年远的心理时空裂痕，它比从中央公园到长安街要更漫长而且遥远。

从未认识海子，他的诗句却给我留下长久的震撼：“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据说，他于1989年3月26日卧轨自杀。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死亡，亦可被理解为对爱的极端表达。我相信一个写诗的农村孩子渴望接纳和爱。我猜想他是腼腆的，土气的，十分缺少勾引女孩所必需的魅力。海子已死；我没有故事，没有诗，只当了加州亚裔男，和默多克先生的翻译。

这三年里，《金蔷薇》和遇罗克的书我都读了许多遍。父辈和上一代人，或许在高中就读了这些书，有些还经历过类似的故事。因为这些书，我可以直视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我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硬起心肠，一直朝前走去。哪怕大地下沉，天空变黑；哪怕家乡最后的痕迹，从地球上永远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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