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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桶（第1页）

一

1999年夏天，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靠近36街的湖边上，我和叶欣一道学拳，后来成为朋友。

我们跟随的师傅来自上海，据说是武家太极拳的传人。那拳架绵密紧凑，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动作，但周身贯气旋转，能从身形进退极其细微的意识转变中，体会到撼山之功力。我做事一向虎头蛇尾，最终也没能把这奇妙的拳路真正学通。不过，从此以后，不论生活多苦多乱，我总归记得有一个终极的根基，它的深长与连贯，超越一切观念、一切语言。

叶欣和我一样，是一个苦恼、失败、满肚子无名火的文学青年。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学俄语出身，20世纪80年代被一家公司派去莫斯科，见证了苏维埃联盟最后的两三年。1989年秋天，由于一连串意外、巧合还有机智，叶欣跟在一群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北非人和越南人后面，出现在联邦德国境内的某一所难民营里。后经多方辗转，到了美国。

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湖边的小树林子里摔爬滚打，推闪腾挪，直到筋疲力尽。师兄师弟们各自散去，我们两个意犹未尽，于是在公园里继续转悠，说些过去或现在的事情。

叶欣的困境与我类似。他花了许多年的精力，试图写一部关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结果终于失败。经过数次请求，他让我读了一两个章节。后来我问他：“你经历了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从你写的这几章里，完全读不出来呢？”叶欣听了，当然不大高兴。他说：“我不想写莫斯科的小偷妓女、东柏林的拘留所、难民营里和巴基斯坦人打架、中餐馆里二厨谋杀大厨；没有一种内心的光芒和希望，所有那些破事儿都毫不稀奇、毫无意义。”

叶欣还说，也许自己才华有限，瞎写两笔，不成气候，也就罢了；可是朝北边看，伟大的、永恒的俄罗斯文学，如今到哪儿去了？这两年出来一些新的作者和书，找来翻了一下，看他们的语言、情感、深度，和七八十年代一些好作品相比，倒退不止300年！

显而易见，叶欣是在强词夺理。他怎能用另一个国家的文学衰落，来解释自己写作的失败呢？不过，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敏感部位。我和叶欣的文学交流，每每遇到各自的盲点或可笑之处，总归凭着幽默和大度，大家点到为止。和不少文人作家相比，我们这群练武的弟兄，比较在意自我克制，尽量让自己不招人讨厌。

叶欣的论点固然不合逻辑，但现实确实非常严酷。1990年后，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国各语种的文学艺术，似乎一下子同时失语，出现了空前的叙事危机。也许有若干零零星星的美好例外，但遮不住、挥不去整体而言夕阳西下、明日黄花的喑哑和凄凉。这种集体性失语，相对于我们这代人所经历和见证的惊人历史变化，显得多么可悲、多么不可原谅。

我很羡慕叶欣有本领阅读当代的俄语小说，当时我还不具备那个能力。谈到东欧作家，我能接触到的，无非是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对我而言，老索无异于荒原上的先知、圣者，我们同代人灵魂的灯塔。他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红轮》，我找来看了几行，实在不忍卒读，只好放下。昆德拉返回他重获自由的祖国，看他回答记者的采访，磨磨叽叽，啰啰唆唆，闪闪烁烁，不知所云。不久前尚且光彩逼人的睿智和锋芒，现在不知去了哪里。

几年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旅行生涯。亲眼观摩了叶欣曾向我讲述过的一些场景地点人物，比如莫斯科华人黑帮占据的几栋灰黑龌龊的大楼，乌克兰—匈牙利边境上凶暴如狼的警察，柏林南部的土耳其人街市，巴黎郊外北非阿拉伯人聚居的楼群中被砸破的玻璃窗。从时髦小姑娘、小伙子的茫然眼神里，我察觉到昆德拉或君特·格拉斯已经属于远古的历史，博物馆里防弹玻璃下面发黄的纸片；纵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他们仍然在世，甚至也还站在什么文学俱乐部里，用沙哑、微弱的声音发表演讲，向着记者和摄影师，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长者，以此声援遥远异国的人权事业。

叶欣本人走出中国的历程，与80年代末席卷欧亚大陆的那场民主大潮直接相关。可是那几年里，从莫斯科的郊外市场到万众欢腾的柏林街头，一直到脱离难民营以后无数家德国中餐馆后边的厨房或简陋宿舍，叶欣接触了无数华人。那些经历，完全动摇了他对于民主曾经炽热的信仰。

好几次他对我说，各国各族都有渣滓，黑白红黄，他都打过交道，从未见过的无赖、狡诈、粗鄙、恶俗、谄媚和凶残。比如，一条优美典雅的林荫道尽头，一座楼房的拐角，楼梯下面的地下室里，十几号人窝在下边，吃方便面，睡地铺，做衣服，做拖鞋，两个月不上楼见阳光，干得死去活来，赚了几百元钱便兴高采烈，还为一点儿小小的权力互相争斗。这种情况不是特例，而是常规。若非亲临其境，无法想象那每日每时的龌龊与惨烈。而一旦经历，对所谓五千年文明、制度设计、公民素质那种空话屁话，不能没有全然不同的体会。

我对叶欣说：“这不就是你的故事吗？从80年代文化热，到莫斯科枪战、东柏林的温州老板黑工厂，再到金门公园上空的蓝天，这正是我们的八卦旋转、乾坤太极。”叶欣说：“我向何处去、祖国向何处去，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写的只能算笔记，完整的、记载一代人心灵历程的小说，还是出不来。”

以后我们慢慢就不再谈文学。叶欣读完硕士，娶了贤良的广东姑娘，生子、入籍，家务渐多。我从太极拳里获得巨大之心理和身体能量，开始计划全球旅行。一开始和叶欣每年互致问候，变化一多，竟失了联系。

二

当一名翻译，陪同主人或客人进出各种场合，拜见重要人物，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年头一多，变成老翻译了，不论怎样隆重的会见和交谈，都很难产生新奇感。

去年秋天，我又接了一单翻译的活儿，主办大学在波士顿，一座我非常讨厌的城市。过去我跟那所大学从未合作过。

本以为也就是寻常的培训班，接到课程材料以后，草草看了一遍，大约是什么“青年政治领袖交流培训”之类。再看主办方的各位领导名单，大吃一惊。有一位驻京办事处全权代表兼副院长也要陪团前来，姓叶名赛蒙·欣。怎么回事？仅是同名？或者10年不见，现在当了老板？

上网查他的资料，果然开了个人博客。一看头像，准确无误，而且用的是过去的照片：满脸胡子，戴黑框眼镜，颇像一位流亡诗人。

我从他最新的几篇博文里，发现如下论述：“……中国需要民本的、道德的、真实而且自主的文化修复，为民族找回歌声和记忆……这是一个钢铁脊梁的英雄阶级，它与民族复兴、民族最大利益融合为不可分割的血肉一体。”

我马上意识到，叶欣多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我甚至考虑，是否要悄悄通知那所大学，这段时间另有所约，不能替他们服务了；或者，是否应当立刻给他发个邮件，表达一下谦恭和对久别重逢的殷切期待之情，顺便做一点暗示：我有充分的诚意，与他竭诚合作，稳妥处理好工作从属关系。要不就干脆装聋作哑，一切等见面再说，看看叶师兄现在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我把叶欣博客里的所有文章重读了一遍后，强烈的好奇心压倒了其他的尴尬和顾虑。我决定一定得见他一面。叶欣说他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注意到他开博的时间是2009年，也就是说，在那之前的文章，都不在上面。

一天之内就收到了叶欣的回信。寥寥数字，但热情洋溢，感觉不到丝毫的官腔或戒备。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想了很多事情。也许我太迂腐，总觉得练武修身和为人德性，相互之间还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浸润。练武家拳的人，总归偏向于内敛、低调、敏捷、刚勇，虽然也会表现出各种人性缺陷，但无论如何，巧言令色不是我们的架势和拳路。也就是说，叶欣在那些文章里表露的观点说不定出于真诚。

我仔细回忆我们交往的过程，试图找出一些能够让我相信他这种变化的早期迹象。记得当年我们几次谈到1989年出大名、后来又发大财的几个明星学生，叶欣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切齿痛恨。当然他这种情绪毫不稀奇，也不说明任何问题。再有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文学。那是2001年元旦过后，刚刚宣布旅居巴黎、被称为“老高”的华人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晚上我和叶欣在唐人街吃面，从未见到他如此激愤，几至语无伦次。叶欣喝了好多烈酒，走出小饭馆，突然放声嘶喊：“你他妈的西方！西方！！！”一条雨蒙蒙、空荡荡的石板街上，响彻他的吼叫，把两个拎着红塑料袋下班回家的广东阿婆吓得不轻。

后来叶欣对我说，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对他的刺激之大，不亚于14岁生日那天听说林彪的飞机爆炸。既然巴黎—斯德哥尔摩—西方价值的圣殿都如此如此，那么我们几十年悬梁刺股研读现代、后现代不完全是扯淡吗？

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我也读过，不觉得有多大趣味，但至少有些段落还是不错的，总比国内一批官家写手要出色一些吧。”叶欣不耐烦地说：“当然，当然，我对老高绝无偏见。但是，若你还愿意把诺贝尔奖当作人类文化的荣耀象征、西方文明的崇高载体，那我就万万不敢苟同了。”

沉默良久，他又说：“我偏爱俄罗斯文学，这你知道。经历了多少战争、革命，永远关注大地、心灵、信仰和彼岸。我们中国人获这个奖，对我来说，应该意味着我们有了像托尔斯泰或索尔仁尼琴那样同等级的精神巨人，从我们煎熬和堕落的苦海里，射出耀眼的光，照亮整个人类。达不到这个高度的话，对不起，这奖别给我们。别对我们居高临下、量体裁衣，别由你一个白种老婆娘为我们五千年的民族特制一套小儿样板戏，别侮辱我们的眼力！你这不是光芒，不是审美，你这是文化衍生品、创业板上市、营销和公关、跨行业投资！别以为我们看不明白！你玩这个，从此以后，文化领域、精神领域，谁跟你西方人认真？除了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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