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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心（第1页）

一

我的爷爷王亚南，字渔村，笔名王真，殁于1969年11月13日。

我没跟爷爷一道长大，他的去世，并未让我多伤心。但是我清晰记得，送爷爷到火车站时人山人海，似乎有人帮助，将担架上的爷爷从窗口塞进水泄不通的车厢。我们一大家人，扛着病重的爷爷，去上海寻医治病。两个月后，却抱着他的骨灰盒回到北京。爷爷在我生日后的一天去世，那年我刚满7岁。那个年代，中国的列车车厢大多漆成绿色。

据说爷爷一度从军，曾是北伐军里的政治教官，不过为时甚短。1927年蒋总司令清党，爷爷便卸了军职。之后辗转流连，穷到极时，住在杭州一个庙里，却在那儿结识一位新朋友。两人长谈数日，兴趣投合，乃相约分头协作，奉献数年，一道翻译了德国人卡尔·马克思的三卷经典《资本论》。

出于复杂的心理纠结，我不爱探究爷爷的生平著述。自小如此，成年之后，干脆漠视以至于忘却。我印象中，他是个戴深度眼镜的老头子，从黑色镜框里，凝视着一排覆盖尘埃的老书架。从小学到初中，我屡遭欺凌乃至于殴打，同学称我为傻瓜、呆子。究竟为何，至今没太搞懂，并无证据可以确认此事与“文革”有关。无论如何，那段童年的不愉快，更让我从情感上远离了爷爷和他的书架，尤其是那张严肃的黑框照片。

多年以后，我自学俄语。可惜断断续续，磕磕巴巴，终未学成。但有一个短句，格外生动，我非常喜欢。它的古怪押韵，伴随其他几个语种的感叹词或口头语，一道潜入我的下意识：Что-тонетак（Chtotanyetak）。怎么翻译呢？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瞬间的不祥之感。情人私语、长官约见或独自出行，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忽然一阵冰冷，感觉前景不妙……就那么一种动物性直觉。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惊恐生涯里，类似的预感连续不断。每次重新分班，被老师搂着肩膀，面对一屋子男孩女孩：这位是新来的王——同学！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几十双眼睛望着我，不知谁低声叽咕了一句什么，孩子们哄堂大笑。我涨红了脸，慢慢走到自己的新座位。

升高中以后，我基本上不再挨打。中国恢复了高考，在我生命前景的地平线上，出现新的曙光。35年前，感觉像是昨天，我亦这么走完了大半人生。我没有更早地关注爷爷，他的经历、劳作，他眺望过的海岸、天空。这件事，让我比较伤感。之后，我先去了美国，后来走遍欧亚大陆。终有一天我发现，不少我去过的地方爷爷也去过。我好想问他：80年前，那儿的人是什么表情，和现在是否有很大不同。爷爷一生笔耕，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一种新的学说。按照我的粗浅理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之形成和变迁。在几十年的游历之后，我想对他说：我也仍然关心社会制度，因为这话题有趣，而且决定许多人的命运。

可是在我看来，制度首先是一种无言、共享的精神能量。比如我的小学课堂，孩子们出自默契，不约而同地立刻晓得要追捧谁、排斥谁、打击谁，靠的完全是集体无意识和近乎动物性的群体本能。又比如我到美国之后，遇到过一位12岁的华裔女孩，她对我说：以后绝不嫁给黄皮肤中国男人，一定嫁白种人。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那么看着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伪装或者敌意。这才是社会制度，或者说，这才是所谓制度的真实本源。然后才有政治经济学、量化分析、民主或共产主义。

1927年秋天，爷爷坐船，顺长江东下，花几天时间，从武汉慢慢漂到南京、上海。我无法想象，85年前的长江水，它静静的波纹，在清晨或者黄昏的天空下，会是一种什么颜色。或许淡漠、灰暗，可是没丢掉千百年来不变的清澈。泥土、水和天的颜色，渗透于各种社会制度的内核；它藏在女人或孩子的眼神里，在一切人们不经意的细节和背景后面。

我不以为多数人能够意识到如空气般笼罩着楼房和街道的隐形社会制度，如同面对心有所属的女人，即便拥有丰富的经验或超凡的洞察力，未必就能听懂在她漫不经心的低语背后，毫无迹象地掩饰了什么、省略了什么，又恐惧着什么。

爷爷顺江东下之时，中国政局混乱，而爷爷贫困潦倒、生计无着。照今日说法，他是一位政治立场暧昧的年轻退伍军人，而且来自农村，囊中羞涩。那时爷爷26岁，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此无须省略，亦无所谓恐惧。他要翻译的书，是一种新哲学的全版《圣经》。

我高中还未毕业，便考上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78年时的中国大学，正是一大群一大群的蓝衣人、军衣人，布袋裤、黑棉鞋。虽说是本科生，岁数都比我大许多，见到党团要员，都一应似笑非笑，做出竭诚恭顺的样子。我那时的公众形象，相比小学时代，大约稍有改善。但我确实再度感悟到了“制度”之强悍，以及类似于“Что-тонетак”的不祥预感。后来我去美国，便慢慢忘却那些人的原本模样、真实模样。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郊外陈旧破败的火车站外，又见到一长串熟悉的绿皮火车，静卧在荒芜清澈的天空下。不知为何，我眼里一片迷蒙，两行清泪，潸然流下。去美国10年，第一次呼吸到沁透魂魄的松弛与自由。无法理解亦无法说明，为什么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让我如此感动。难以言表的粗蛮、空旷、阴森森的暗影，夹杂着随处可见的萧索与破败。还有宁静、壮阔、率真、缓缓流淌的大河，岸上的白桦树，绿皮的列车。那是一片天地所独有的莫名元素，一种新的内心土壤，独立于帝国兴衰、政治起伏。不能确知，我倒霉的童年、爷爷的影子、20年代的长江水，和70年后涅瓦河上的天空之间，是否有神秘连接，光亮或黑暗的平行交替。然而从那个秋天开始，我和美国的内心缘分，慢慢拖向一个百无聊赖的末尾。那年我32岁，重新领悟到社会制度的本意，自由或不自由的真实区别。

埋葬一段初恋，想必相当痛苦。而抛弃青年时代的信念错觉，恐怕要辛苦百倍。我小学时代受过歧视，之后辗转搬迁，总算遇到心花怒放的一片独特天地，无须再证明什么、“融入”什么，哪怕是美国华裔女孩眼里的“成功与自由”。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如归之感，肯定掩盖许多、忽略许多，至少对自己。何况俄罗斯拥有那样一段曾经不堪并且继续不堪的历史。因之我想询问爷爷：在30年代，他亦去了英国、德国、日本，有没有恍然大悟原先的某个错觉？或者模糊意识到，一方水土、一块天地，千百年浇灌出来的内心土壤和民族本色，本就千古不变？他以为亟须改变的中华民国制度，是否包括金灰色的麦地、亘古流淌的长江、老迈民族心魂里的干裂泥土、惰散天性？

出于正常原因，爷爷的同代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校友张国焘，也曾把北方俄罗斯视为精神故乡。他三次前往朝拜，兼聆听指示。爷爷的老长官蒋总司令，亦于1923年前往考察军事和政工制度。他俩一先一后，循着不同轨迹，都慢慢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正是所谓“Что-тонетак”。

如此的眼光和预感，只能依靠本能或嗅觉。正如转往新校的孩子，不需任何理由，也能觉察到。

爷爷殁于上海，比他的同乡林彪早走两年。有历史文本为证，他二人早没看清或不肯看清的简单事实，亦正是林彪的几位年轻追随者在1970年已经意识到的。从1930年到1970年，中国的历史，千千万万人生离死别，大起大落，如此这般涉过40年的风风雨雨。由此我应当相信，历史决定于制度，或是某一群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的致命错觉？

1927年的爷爷，拮据困苦，然而心里充满自尊，为此我敬重他。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对于血脉、泥土和种族，我想不清，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它被摔碎、踏入一团烂泥，以至于无法修复和辨认。爷爷来自贫苦乡村，一个凋敝颓萎的中华民国，却不晓得什么叫作缺乏软实力。爷爷没见过我的大学同窗，那些绿军装、蓝布袋裤们；更没见过由之派生，20年后鸟枪换炮的开发人、事业人、崛起人，有了点钱，意气风发，却弄不懂为何不招人待见。每次我和那些哥们儿站成一排，照照镜子，总归还想到Что-тонетак。爷爷自然拥有的，后面那些弟兄何至于没有，并终归无法再有？流淌的大河、凝结的黄土，这是民族、历史的身份；虽然爷爷用自己的一生，介绍马克思理论。

二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大前提。我17岁时，曾立志做经济学家。后来无所事事，四处游窜，变成一无所长的老色鬼。但是归根到底，我无法赞同马克思的立场。一切高级生命活动、文明、制度、历史，它的起源不是物质，而是心灵。

见过一张老照片，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一个女童在黑板上写字，旁边站一位长衫先生。她写歪歪斜斜的繁体：“我爱中华民国，她是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们强盛了，一定不得了。”大战尚未结束，小女孩圆脸蛋上包裹了严肃，但眼中透出无忧无惧的自在，这让我震撼。写的同一种汉语，说的同一个中国，可是她的神情、心境和语气，与如今的爱国者似有本质的不同。爷爷和她来自同一个国家，而我们来自另一个国家，一刀两断、焕然一新。出现一些新词汇，比如“改造”。之后有新的神情和语气，也可以说，换了一颗不同的心。

在新中国，我家属于特权阶层。与多数人一样，有过一点挫折起伏，但是谈不上悲惨血泪。爷爷去世后第13年，我出国留学，那年我20岁。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从此做一个新人。作为一种剧烈、突然的身份改变，民国变新中国，是否包含类似的精神跳跃？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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