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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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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研、考察、论证，“鲲鹏馆”眉目渐趋清晰。现在，摆在廖志国面前最大的难题，一是选址面临两难，二是巨大的资金缺口。

项目本身，倒也少有疑问与非议。所谓可行性与否，其实不算个问题。市长廖志国既然想搞，而且决心搞成，就已经证明其不仅可行，而且即便不可行，也必须创造条件可行。这不是霸王硬上弓般的蛮横不讲理，而是中国式官场的客观现实。存在即合理，西方先哲早就下过结论，古今中外都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此超大规模的项目，表面看来只是廖志国的“拍脑袋”之作，实际上却也顺应了阳城现实的需要，确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个项目从提出到眼下即将正式上马，果真赢得一片支持拥护之声，并未有人挑战其可行性。这样一来，廖志国就算首战告捷，在阳城擂响了头炮。

对于工程的造型、规模、功能等等，按照廖志国的总体思路，文化局长孙健、体育局长姜如明、规划局长于海东等人，分别跑了好多知名城市，请教了若干专门机构与专家，形成多个较为完备的方案。其中，孙健的方案主要强调“文化中心论”，说是当前省委提出文化强省的口号，阳城市委市府也有相应文化强市的命题，此工程自然应主要定位于文化，龙头场馆当以文化艺术展演为主。姜如明则持“体育中心论”，说阳城是全国全省知名的体育之乡、奥运冠军的摇篮，主张“鲲鹏馆”主场馆建成不少于三万座席的体育馆，至少能够举办洲际大型篮球、排球赛事。那个于海东呢，倒不在意文化、体育哪个为主，他从设计理念创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环保低碳”的口号，算是呼应了廖志国的“百年不落后”，并反复强调“科学的规划等于成功的一半”。

不论上述诸公如何立足本职，把各自的中心论喊得震天响，也不管他们之间是否有分歧，或者分歧有多大，总算都还没有偏离廖志国的基本思路，这是他们的聪明之处。

徐晓凡的北京考察，说起来成果丰硕，却只是走个过场、图个形式。

试想，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乃是世界头等体育盛事，那些鸟巢、水立方之类的重要场馆，之所以能建成全球翘楚之作，完全在于凝聚了全世界的智慧，集中了全中国之人力、财力与物力。还有，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国家大剧院，也是千呼万唤好多年才建成，其宏大气派与规模，不仅是一个文化艺术符号，也是国家形象、首都气派的象征。你区区阳城一个地级城市，跑到人家那儿考察取经，哪有什么可比性与参照系呢？至于周边一些大中城市，有些举办过全国或全省规模的文化节、运动会，有些则是某项球类运动或影视大奖的冠名城市，建了些与之相匹配的硬件设施，也属事出有因。然而，中国官场的事情，往往最怕、却也最喜欢攀比，好“大”喜“高”求“最”已然成为风气。有些官员，为官一任，不是考虑切实为治下百姓谋些实惠与福利，而是总想为自己留下点什么痕迹。因此，不少原本贫穷、偏僻之地，甚至是知名的省级、国家贫困县市，道路宽得能起降波音787、空客330，广场大得能举行百万人集会，府衙气派得更是堪比美国总统办公的白宫。如此说来，这种风气又与当下官员政绩观、用人观相呼应。也因此，徐晓凡花偌大力气在首都考察、调研之后，高调提出“看齐奥运场馆”的口号，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各路人马一番南下北上、东跑西颠，最终成果化作厚厚一叠花花绿绿的资料，小山一般堆积在秘书长江大伟案头。江秘书长不是凭文字起家，更不喜欢与枯燥材料打交道，简单排了一下顺序就算“综合”过，交到黄一平手上，由他再整理成书面报告提交廖志国。

黄一平吃的就是文字饭，无中生有、小中见大本是他的强项，眼下从一堆现成材料中整理出万把字的报告，简直是探囊取物、手到擒来。加上，他曾经跟随过冯开岭五年多，熟悉工程规划、建设中的诸业务，文字归纳、综述的同时，竟然将“鲲鹏馆”各项数据一并预估了个大概。

报告一出来，难题也就出来了。

经过初步测算，“鲲鹏馆”总用地面积大概不下千亩，建筑面积三十万平米左右，包括土建、装潢、内部设备在内总预算应超过三十亿元，建成后的年折旧与维护成本也在亿元上下。如此，资金问题首先突显出来。

廖志国看了报告，在上述几个数据上一番流连，眉头竟也立时纠集起来——三十亿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哩。至此，他不得不再次冷静下来，认真审视这个天量工程的利弊得失。

按理说，从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考量，现在搞这个工程，应该都是最佳时机。

一方面，来到阳城一年多，担任市长也快满一年，通过这个“鲲鹏馆”工程的造势，果真达到了撬动官场、聚拢人心、站稳脚跟的目的。尤其是借着工程筹建班子的建立，虽然动用的只是孙健、姜如明、徐晓凡、乔维民、于海东等少数几个干部，却波及并带动了整个官场，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现在，不再有人刻意保持距离、敬而远之，观望等待的人也明显少了。即使偶尔在机关食堂吃顿便餐，或是在楼下电梯口等电梯，也会有很多干部主动往跟前凑，千方百计找机会搭句话、露个脸。凭借廖志国多年为官的体会，从人气民望角度看，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他一呼百应成大事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随着洪大光的受伤，阳城政坛出现了多年不遇的团结、和谐景象，市委、市府两个主官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谐调一致。尤其经过廖志国的授意，黄一平借新华社驻省分社记者的笔，写了内参呈送省委领导及北京总社，受到高层关注后批转下发，效果非常明显。继梁副书记与省委组织部长第一时间探视之后，省委龚书记与省长分别前来阳城看望，说了很多鼓励安抚的话，省里其他常委、副省长、人大副主任也都相继来过。省里领导如此密集来访，表面是看望慰问受伤的洪大光，实质也是对阳城近期工作的褒奖，包括冤家对头丁松在内的阳城人，都看出此次洪大光是沾了他这个新任市长的光。个中缘由与奥秘，别人也许还蒙在鼓里，洪大光本人却是一清二楚。因此，他多次拉着廖志国的手，深情且真诚表示：“在阳城，你不必把我当什么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只当是你一个可以信任与依靠的老大哥。你廖老弟想做的事，我百分之百支持！”

当然，群众对你再热情，洪大光对你再表示支持，这些也都只是精神层面、道义性质。说白了，群众的热情变不来真金白银，洪大光的市委、人大也不会负责资金筹集，数十亿元的建设资金还得自己这个市长来想办法。巨大的资金压力，一下就全落到了廖志国身上。

不错，廖志国过去是做过乡长、县长，经手工程数以千百计。可是乡长、县长与市长不同，阳江的情况与阳城也不一样。在乡、县那样的基层，最大的工程不过就是修座桥、筑条路，费用顶多数千万。而且，阳江经济发达，政府财政与民营资本都很雄厚，筹资十亿八亿不是个难事。如今身为市长，做如此一个大工程，又是在阳城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三十个亿可能就是一座压顶泰山了。

私下里，廖志国也算过细账，三十亿元的投资，目前阳城财政能够挤出十个亿，工程建设方垫资一部分，材料供货商拖欠一部分，实际缺口大约还有十亿元。

这边资金问题还未想明白，那边工程选址难题马上就顶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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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老弟啊，关于这个工程，别的事情我都不干涉，只是有一样请你务必慎重考虑：选址。中阳地产那边的情况你也都清楚了，当年我们费了大力气才将储开富从南方挖过来，说好了请他投资开发江边，建设一个滨江新城，条件是给予政策优惠和城市中心南移。刚开始，那里全是一片荒芜的滩涂，人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财力才把土地搞平整。可是现在弄成这样，伤人家投资者的心，我们阳城市委市府也失信哪！”洪大光一番恳切言辞，相当推心置腹，说得廖志国心里也隐隐发酸。

屁股一转，丁松也拉住廖志国，情真意切说了一番话：“我是卸任市长，你是新任市长，按说前任不管后任事，可是有一点我这个做哥哥的得提醒你：城市中心南移或北迁，事关阳城百万百姓及子孙后代，不能因为某些人一己私心的干扰，就轻易作出改变。否则，对你老弟的官望、前途都有很大影响，阳城广大干部群众也不答应啊！”

对于洪大光、丁松话里话外的意思，廖志国都听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廖志国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洪大光与丁松斗法的主阵地，就是关于城市中心南移还是北迁，或者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储开富的那个滨江新城上。当年，洪大光身为市长，为了在任内快些做出成绩，不辞辛劳到处奔波，好不容易才拉来了储开富这么个财神爷。其时，不论出于真心也好，还是连哄带骗也罢，总算让储开富在阳城成立了公司，投入了巨资，于原本不毛之地的江滩上建起了楼房，不仅拉动了地方GDP和财政税收，而且也给洪大光本人提供了政治资本。后来，等到丁松主政市府，洪大光就任市委书记，两人因为众多复杂因素矛盾激化，储开富的中阳地产成了牺牲品、替罪羊，实际上等于给了洪大光一个大大的难堪。及至年前省里换届，洪大光本来一只脚已经踏上副省长宝座，可临近投票选举前夕，还是因为这个滨江新城的问题，一帮建筑工人借口工资被拖欠，闹到省委门口静坐示威，更是一举击碎了洪大光的升迁梦。眼下，只要储开富的这个滨江新城一日不摆脱困境，洪大光在阳城就一日不得安宁，未来进军省城也就隐患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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