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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1页）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萨科夫——彼·雅·恰达耶夫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1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2

《警钟》第90期（纪念康·谢·阿克萨科夫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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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伙伴，我们还有对立面，那些我们友好的敌人3，或者准确些说，敌对的友人4，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之间的争论早已结束，我们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忠于各自的原则，必须这么做。他们对我国历史童年时代的幼稚崇拜，我们本可置之不问，但由于把他们的正教精神看得过于认真，由于他们在宗教上的偏执情绪（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科学和对分裂派的态度上），我们觉得必须起而反对他们。我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是给沙皇涂抹的新的圣油，给思想加上的新的锁链，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会奴役制度发出的新的投降书。

我们长期不能理解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恶果。他们那种圣像画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烟雾，妨碍了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民族的风习和农村生活的基础。

斯拉夫派的东正教，他们那种复古的爱国主义，那种过甚其词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极端的结果。他们的观点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质方面，根本不在于东正教和独特的民族性，而在于俄罗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这是他们从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它含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观念，贵族对纯正血统和世家门第的自我吹嘘。民族性作为旗帜，作为战斗口号，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外来压迫的时候，才带有革命的光辉。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夸张之辞，在意大利和波兰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德国却是卑鄙的。

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民族性，比向德国人证明他们的民族性更为可笑，因为连咒骂我们的人也并不怀疑它的存在，他们因恐惧而憎恨我们，但不能像梅特涅5之否定意大利一样否定我们。我们需要用民族性来对抗德国化的政府及一切丧失民族气节的人。这种内部斗争不可能达到史诗规模。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一种特殊的学说，它的出现完全合乎逻辑；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没有东正教的神幡作旗帜，没有《家训》6及彼得大帝前纯粹俄国式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作理想，那么斯拉夫派只是另一时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魉。他们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里。他们的宝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容器，也不在于形式。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们分开。

谈到本国的历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种族的其他各国。我们的斯拉夫派对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持同情态度，认为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记在那里排外的民族主义才是深受外来压迫的民族的呼声。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诞生之初，即为奥地利政府当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它在风雨如晦的维也纳会议7时期获得了发展。这是一切复古和复旧的时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发臭的僵尸还魂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日耳曼主义，鼓吹要重建巴勃罗萨8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的“太平盛世”，同时也出现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10。各国政府欢迎这一动向，它们本来就鼓励各民族间的仇恨。人民群众重又按种族关系结合，种族的纽带收得更紧了，改善生活环境不再成为普遍的要求。国境变得更难跨越，民族间的联系和同情逐渐中断。理所当然，得以抬头的只是民族性中消极无为、软弱无力的方面，而且它们的活动只能限于考古性的学术研究和词源学上的论争。在米兰和波兰，民族性不可能局限于文字之争，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激发了俄国的斯拉夫种族观念。

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这是对风行一时的外国影响的反抗，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须的时候就开始了11。

对彼得堡恐怖主义教化的反抗从未间断；反抗者被处死，被肢解，被挂在克里姆林宫的雉堞上，由缅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少年兵”13当场射杀，这便是那些叛乱的狙击兵14的命运——被投进彼得堡要塞的监狱中毒死，这也是阿列克谢太子15的遭遇。后来，这种反抗又表现为彼得二世时期的多尔戈鲁基集团16，比龙时期的反德情绪17，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普加乔夫起义，在普鲁士霍尔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当政时期，它还表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德国东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现在依靠当时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丽莎白女皇身上20——莫斯科居民以为她加冕之时，会杀尽一切德国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义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又是另一类斯拉夫主义者。

士兵们要求撤换巴克莱·德托利21，因为他的姓是德国姓，这些人是霍米亚科夫及其同伙们的前辈。

1812年的战争大大加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但1812年的爱国主义没有维护斯拉夫旧传统的性质。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亚历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切强大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时，都会激发一种力量，实际上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本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高昂的胜利感，进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论是贫乏的；爱国志士为了使人爱俄国历史，不得不按照欧洲的方式表现这种感情。他们一般从法文中把希腊罗马式爱国主义搬进俄文，这不外是这样的诗句：

对于高尚的心，祖国是多么宝贵啊！22

确实，希什科夫23当时已在喋喋不休，要复活古文体，但他的影响极其有限。至于真正的民族体裁，大概只有写过告民众书之类传单的半法国人罗斯托普钦伯爵才知道。24

随着战争之被遗忘，这种爱国主义也渐告平静，最终或者蜕化为《北极蜂》25那种卑鄙下流、厚颜无耻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无聊的扎戈斯金26式爱国主义，把舒亚城吹成我们的曼彻斯特27，把舍布耶夫28吹成我们的拉斐尔，大言不惭地夸耀刺刀，夸耀从冰天雪地的托尔尼奥绵延至丛山峻岭的塔夫利达的辽阔疆域……29

在尼古拉统治下，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为了适应它的世界主义性质，这股野蛮的风气愈演愈烈，最后出现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风格发明的国歌30，按照席勒的风格描绘的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为了与欧洲，与文明，与革命切断联系，他从自己这边树起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这三位一体的大旗。他按照普鲁士军旗的式样绣制这面旗帜，把一切都拿来作它的支柱：扎戈斯金的粗俗小说，粗俗的圣像画，粗俗的建筑术，乌瓦罗夫32，对合并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国》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与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义的汇合，对于前者是一大不幸。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它们之间除了文字便毫无共同之处。莫斯科斯拉夫派诚然偏激和荒谬，但是没有利害打算，与第三厅或当地警察局也毫无关系，当然，这对它并无帮助，它仍是非常荒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义者加伊35路过莫斯科，这个人后来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罗地亚族的鼓动家，但同时又与耶拉契奇36长官过从甚密。莫斯科人大多轻信一切外国人；加伊不单是外国人，也不单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因此他极易打动我们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们对达尔马提亚及克罗地亚苦难深重的东正教弟兄的命运的同情。37几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笔巨款，此外，莫斯科人还以支持全体塞尔维亚人和罗塞尼亚人的名义设宴款待加伊。席间，一位声调及职业均属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大概因频频为黑山族领袖，为一切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举杯祝酒，以致热血沸腾，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饮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头脑还没糊涂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很反感。多亏聪明机智的统计学家安德罗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诗人；他从椅上一跃而起，拿起餐刀说：“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离开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我的房东，制造乐器的老技师迪茨是德国人，我得赶紧去宰了他再来喝酒。”

一场哄堂大笑使愤怒化为乌有。

就是在这一群要以鲜血来祝酒的伙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诺夫哥罗德期间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热的，一般说来喜欢论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39，这种特点尤其有所发展；但在这以前，恰达耶夫的《书简》轰动一时40，已使他们不得不紧密团结，大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

恰达耶夫的《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这是黑夜中发出的枪声；也许它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呼声，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不论怎样，必须醒来了。

一份评论月刊上的两三页篇幅，能起什么作用呢？然而语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个不习惯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沉默无声的国家内，几页文字便发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恰达耶夫的《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它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误》之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影响。它们之间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时期已两面碰壁。坚强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留下的空白点后继无人。思想在苦闷中探索，但还一无所获。讲话是危险的，而且也无话可说，就在这时，一个阴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众安详地宣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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