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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在渐进中变革（4）

*是个好东西

塞缪尔·亨廷顿称，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至1990年，是世界*化浪潮的第三波，*这一理念拥有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著名的学生弗兰西斯·福山一样，亨廷顿在1990年设问：“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作为《第三波》中文版翻译者，*对于亨廷顿的判断表示认同。

但*是否像市场一样有可能演变成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陷入了对*的迷信中，用新的乌托邦来取代旧的乌托邦”，潘维副教授自嘲为“一个左派与右派都不喜欢的知识分子”，这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优先建立法治政体、引入分权制衡的改革而非急于推行*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或许*是个好东西，但它显然不是前十年要解决的问题”，毕业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本营加州大学柏伯克到分校的潘维嘲讽了我们对于*制的习惯性看法：“我不认为多数人投票就一定意味着好结果，在最*的雅典，苏格拉底是被公众投票处死的。”潘维一直以不无激动的情绪试图让人理解，*绝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与“繁荣、自由、开放”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们俄罗斯与台湾式*的混乱，拉丁美洲与非洲*转型国家因缺乏法治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与*丛生……

潘维说，在多年的观察之后，香港与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适合华人文化，台湾的方式只会导致黑金政治与政坛的混乱……但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政体内，如何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法治导向，潘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同样的，*对于如何将书面上抽象的宪政转变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时表现出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把这些大的问题想清楚，把目标提出来，至于怎么走的问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层温暖而活跃的办公室内的袁岳曾经是政府机关中一位因过分喜欢表达而感到压抑的年轻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场体制改革时仍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时，袁岳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调查公司，它和中国第一家私人企业或是第一位摇滚乐歌手一样具有标志意义，正如袁岳11年后解释的：“那时我在想，中国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机构。”

由最初的四五个人、十几万元开办到今天的零点公司拥有180位员工、营业额几千万，袁岳是过去11年间中国改革最富活力的见证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质也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好观察者之一。除去仍旧保持的健谈，会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岳已成为一名意见独特的“有机知识分子”。

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马立诚会为改革进程中每个微小的变化而兴奋，熟知每一份“万言书”的他深知这些进步后面蕴涵着多少斗争。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袁岳则代表着新兴精英阶层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在他看来必须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论探讨，更应注意那些具体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宪政有很多新的意义，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它是生活在一个天天运行的、活生生的体制里，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是他们村长怎么收钱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不应谈太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更关注社区管理改革……我还没有一下子看到整个的改变，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变，会觉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着高层有人进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力量。”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在渐进中变革（5）

新兴力量的出现

刘东华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当他1997年来到《中国企业家》时，这是一份困难重重、不见起色的杂志，发行量不过1万份，它的名字使它好像服务于一个尴尬的群体——直到1999年，人们依旧还在问，中国有所谓的企业家吗？他们是否都是牟其中式的人物？仅仅5年后，作为这份杂志的社长，39岁的刘东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它已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媒体之一，发行量增加很多，员工由最初的12个人扩张至50人左右。

这本杂志的口号的变迁印证了企业家群体的崛起过程，正如刘东华解释的，“最初我们是‘一本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杂志’，后来大家认识多了，改成了‘一本可能影响你命运的杂志’，再后来，‘一本牵挂企业家命运的杂志’，我们认为这个群体仍然脆弱。后来，‘一个媒体一个阶层’，现在则是‘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他们开始从弱势群体变成强势群体，他们开始牵挂和影响别人的生活……”

在*十六大结束后的当天，《中国企业家》举办了相应的讨论会。就像刘东华所说的，他的企业家朋友们感受到一种空前的放松感。尽管“七·一”讲话赋予了企业家以新的社会地位，但几个月后的查税风暴仍令他们惶恐不安。“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自信自己能够“看得更远”的刘东华认为，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的心态也正在变得成熟起来，“从前，他们很少有身份认同感，用捐助活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意，来获得社会承认，今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做企业本身就可以赢得尊敬，他们变得更从容了。”

但我们是否可以如外来观察者一样，期待企业家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但政治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种受宠若惊的荣誉。刚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席殊难以掩饰这种兴奋，在与《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说将要把更多的精力向非商业领域倾斜。我们很容易从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中的企业家比例的升高，或者尹明善这样的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的商人的个案，刻意寻找改变的痕迹。但马立诚却并不那么看，事实上，他担忧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之下，他们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群体”上，它如克林顿所说的人均收入4　000美元一样，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的*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重要的声音了。”*表示。但袁岳在多年的观察之后，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没人否认中国的公共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长，价值也呈现日益的多元化，但袁岳更乐于承认，这种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议题是人们形成一种公共沟通的方式，最终应该提供一个像集贸市场这样可以公开叫卖的地方，为什么西方政治争论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个叫卖集贸市场。”而目前的各种声音，往往是少量强势群体的声音，令袁岳悲哀的是，“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而如果工具型价值变成目标型价值的话，这个社会是失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的的社会尤其如此。出身于农村的袁岳抱怨说，社会中下层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

在渐进中变革（6）

带有浓重口音的周鸿陵似乎并未被十几年来屡受挫折的乡村*实验所影响。当记者与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谈时，这个外表质朴、拥有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向我们畅谈他的*理想与公民社会：“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别，也没有穷人的*或是富人的*的差异，在世界上没有第二种*形式。”在周鸿凌用与他的外表与语言体系并不完全匹配的方式谈论“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时，周与他的支持者茅于轼的“天村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但即使周自己也承认这项备受海内外瞩目的试验，最终“标志意义大于实质影响”，尽管他的一位同事一再称村口的大嫂们如何支持*选举。

令他备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为国家机构越来越接受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也承认，这种*实验仍面临着它似乎无法克服的悖论：*选举出的村长如何与上级委任的党委书记分配权力？而且过去两年的经历表明，“天村*实验”多么像温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须得到当地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的支持，这种支持比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重要得多。

共同推动的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仍很复杂的争论，改革主要是要依靠体制内的主动变革还是体制外力量的推动？陆建华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两种早已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有一点却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即观念层面的争论仍很必要，正确的观念将帮助我们减少走向错误方向的几率。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过分沉溺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所说的“在技术层次上推动改革”。这也同样是陆建华所说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话语体系来替代旧的思考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官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台湾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经济学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新动力时，作为法律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强调，在一个发展失衡的社会中，“司法乃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司法制度的改善与建立是“一场与*、社会堕落间的赛跑”。在过去的几年间，*一直为长期滞后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为专业的知识将有助于改变“权力的运转机制”。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亲和与尊严感的*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对于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最高法院而感到兴奋。

而杜钢建则渴望用20世纪80年代始兴起于英国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中国的条件下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行政*化公开化的问题，包括地方自制的体系，通过行政改革推动*化建设，这是中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作为过去几年间最重要的行政改革专家，杜钢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权分立”制度重要设计者之一。尽管“三权分立”并非如《金融时报》所称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为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在中国，任何行政上的改变，都可能触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评价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渐进中变革（7）

在过去的24年中，我们对于改革进程的看法带有“想当然”式的浪漫主义成分，没有一种单独的力量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铁板一块的政府及市场，它们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冲突的小团体组成。我们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体太容易被某种符号化的东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业家成为了政协主席，什么地方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或是故宫中开设了星巴克咖啡馆，而事实上，在这些表面变化之下，仍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用着诺基亚手机与满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拥有更强的*与个人主义意识……我们一面在强调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一面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有文化与传统上的改变，这种技术性变化往往变形并不能保证持久。我们一面在倡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却又发现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相应的文化环境与具体执行人的辅助，同样毫无意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据说安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结构。

“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们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们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袁岳显然不赞同那些过分迷信制度的人。*也相信，法律背后需要哲学上的超越性，这是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的。

发出新芽的传统

于是，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

尽管自认为并不具备足够的远见，《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于改革的经验简练却值得信任：“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她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在马立诚继续为不断活跃的舆论空间而鼓舞时，他的同事凌志军出版了《变化》一书，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如何由一个封闭单一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的社会演进的线索。在中央党校内的书店里，《变化》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彼得·德鲁克与迈克·波特的著作，而挨着MBA教程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关于俄罗斯的转型研究……

近年来，中央党校最为流行的著作之一是该校的机关报纸《学习时报》主编的《落日辉煌》，探讨盛极一时的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为何最终衰落。“学员越来越年轻，思维也越来越开放”，1978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教授目睹了这座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培训中心20多年来的变化，包括它越来越接近时代变化的课程设置。为他的话作注解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越来越年轻化与专业化，但王贵秀仍坚持，除此之外，党内的*建设仍期待更大的动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6　600万成员的组织而言……变革或说改变，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的出现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1）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两个国家都在痛苦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在更纵深的视角中，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维新的烙印：他们试图学习一种全新的制度，他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却发现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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