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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这种庸医,倒不如不治。常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等水平的医治)”,因为不少疾病可以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慢慢康复。这虽然给自己带来一些病痛的煎熬,但总比碰上庸医,把小病弄成大病,甚至一命呜呼要强得多。所以,《折肱漫录》说:“欲求速效,而轻用医药,为病者所忌。药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医,不如不药。不药而误也悔,药而误也亦悔,然不药之悔小,误药之悔大。”当然,这不是说不及时求医早治,而是说比找江湖医生要好得多。
江湖医生古今都有,君不见某处墙角或电线杆上那些“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花花绿绿的招贴,皆是江湖派所为。一名八岁癫痫病患者,吃了那里的“秘方”,癫痫病未见效果,反而增加剧烈腹痛。病家只得改弦更张,到医院请专家诊治。结果发现,小患者因服“秘方”,已受到严重铅中毒损害。这正像《黄帝内经》所批评的:“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江湖医生危害虽然不小,但其人数毕竟有限,而作为职业医生,则应该对技术精益求精,以防发生误诊、误治。
例如本作者曾收到一份从湖北省某地寄来的病历,一位19岁的姑娘因为心烦失眠、急躁易怒而不能学习和工作,在其当地一直以“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诊断和治疗而效果不好。经过仔细察看这份病例的全部材料,诊断为“癫痫病、精神运动型发作”,遂给予相应中药治疗,五个月后症状显著缓解,而能参加正常学习。
对于患者,固然不能病急乱投医,对于医生,则应当继承古代重视医德医术的优良传统。清代医学家吴塘告诫道:“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温病条辨序》)
◎“庸医”
“庸医”之说到底从而何来?庸医自古有之,一说是“胡乱断病”;一说是“乱*方”;还有一说是“马大哈”,粗枝大叶,如把纱布剪刀留在病人腹腔内,等等。但断病不准和开药不对症不仅是庸医有,不是庸医可能也会有。因此,还需对庸医作一番考究,以便更准确地辨认。
大凡庸医都懂一点草头方,如柴胡、川芎、甘草、百合之类,也懂得一些望、闻、问、切的断病手段,一点都不懂成不了庸医,毕竟庸医也是医。但庸医大都没有自知之明,总以为自己懂得很多。
庸医害人不浅,或谋人钱财,或误人性命,因此必须警惕。怎样防止庸医害人?患者应增强识别能力,不找庸医看病。庸医治人疾病,弄不好会害人性命,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弄不好也会有所耽误。如不称职的老师会误人子弟,不称职的工程师会做出“豆腐渣工程”,歪嘴的和尚会把经念歪。因此,三百六十行都应警惕庸医式的人物。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
将士一体,官兵团结,同心同德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想做到将士一体,除了“铁的纪律”之外,最重要的则是将领应在士兵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而威信的树立,关键在于将领的战绩与行为,凡深谋远虑、指挥得当、百战百胜的将领,必然有极高的威信;善于严格训练又能爱护士兵,并以身作则的将领,更能使他的军队团结一心,士兵乐意服从指挥甚至为之效命。
医患关系虽然与官兵关系不同,但是作为真正高明的医生,要想提高治疗效果,要想使医学知识得到传播和推广,同样必须具备关心爱护病人,严格要求病人,并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格。孙思邈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的一开头便提出:医生必须爱护病人,急病人之所急,待患者如亲人。为人治病应该不避艰辛,不计报酬,全力以赴。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嶮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视一切病人“皆如至亲”,不带一丝私欲杂念,不避艰险,不惜自家身命,一心救护病人,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医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疗效的前提条件。
除了关心、体贴病人之外,医生还应从治疗疾病的需要出发,给病人以一定的约束,如饮食忌口、劳逸的度与量、情志的喜怒等,均应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否则也不能收到满意的治疗效果,或者使已经取得的效果前功尽弃。《黄帝内经》即曾指出医生必须避免“五过”,其中第四种过错就是“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指出医生不敢于严格要求病人,表现出软弱无能,以致病人不遵医嘱,而导致气血紊乱,疾病不能痊愈。医生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订立若干惩罚条款,但也必须有使病人“动神”的措施,以保证“医事”活动正常进行。
宣传、教育,指导民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锻炼身体和精神修养,以预防疾病发生,同样是医生的一个重要职责。但是,医生不仅是一个教育者,而且更应该是民众的典范。医生只有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才能够使其教育活动具有说服力。否则,再高明的医学理论、正确的养生防病技术,也难免被视为空洞的说教而失去意义。《黄帝内经》记载推广养生保健知识时提到:“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唐代初年医学家杨上善对这句话做了正确的解释,他说:“上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日下皆为之。”圣人,指道德高尚的人。下,指民众。身教胜于言教,圣人的行为是民众的楷模,所以百姓自然听从其言而仿效其所作所为。
在医疗工作中,经常遇到患者不遵“医嘱”而使疾病加重或复发的事。例如服中药时常有“忌口”的要求,也就是医生根据病情和所用药物的特点,对病人的饮食加以限制,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青年男子,服中药后痊愈,不仅能参加正常工作和学习,而且结婚得子。医生曾告诉该男子“病愈后也要忌酒”,但时过几年,却因耐不过亲朋劝让,多饮几杯别人的“喜酒”,次日疾病复发,重新住进医院。又经过较长时间治疗,虽病愈出院,却未能避免妻离子散的悲剧。又如一少年癫痫病患者,服中药大有好转,但因到亲戚家误犯“忌狗肉”的医嘱,以致食后一小时便癫痫大发作,使身体遭受不应有的损伤。
◎医患同心,其利断金
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整个医疗保健的过程中,医生是最重要的角色。其实,一台戏总有多个角色,生、旦、净、末、丑缺了一个都不行;各个角色默契配合,互相补台,这台戏才会精彩。反之,若是互相猜疑,攻讦不断,这台戏非砸不可,大家都只有喝西北风去。
那么病人是个什么角色呢?病人亦承担着配合医生治疗的义务。
医护人员是什么角色呢?医护人员协助病人积极治疗。
这样,以病人为一方,医方为一方的医患关系正式成立;这种关系又以病人的康复而解除。
从社会期望的“偏离”和“控制”的关系上讲,主导方是医生。但其实,医患双方是平等的,无所谓高低之分。但试想,离开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支持和配合,能把病治好吗?
医患同心,其利断金。治好病、保健康,是医患双方共同目标和心愿;医患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而不是PK的对象。医患双方的共同敌人是病魔,只要双方和谐合作,互相信任,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健康社会。
1.防于未乱,治于未病(1)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医学家就告诫人们,预防疾病如同预防战争一样,要居安思危。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明确写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它生动地把战备国防与疾病预防联系起来加以论述,清楚地说明了防重于治的重要性和以预防为主的保健思想。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战争历史。成书于三千多年前的《易经》就曾写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若干历史经验的总结。当时有一个“卫公好鹤”的故事,就是说的忘战亡国这件事。
卫懿公是卫国的国君,平时喜欢养鹤,让鹤享有官位爵禄,乘华车,吃玉食,对国防战备的事却不放在心上。不久,狄国进攻卫国,卫国官兵不愿为昏君卫公卖命,卫国便被灭亡了。
由于历史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所以孙子明确指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告诫人们,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发动攻击,而要依靠自己已具备强大实力,使敌人不敢发动进攻。
好鹤亡国与小病丧生虽不是同一范畴的问题,但其中的教训无疑是相通的。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轻到重的渐进过程。因此,高度重视预防,重视防微杜渐,重视消除病患于未萌或初萌阶段,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防病真如防敌。防敌要依靠实力强大,防病要依靠身心健康;防敌要居安思危,防病要惜身养生。慎终如始,坚持不懈。有一本叫《嵩山太无先生气经》的书,讲过一段话,至今读来仍觉得清新可喜,哲理隽永。该书从“惜未危之命,惧未祸之祸,治未病之病”的观点出发,极力倡导“爱精重气”,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预防战争强调知彼知己,预防疾病也讲究预知致病原因。导致人体产生疾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中医认为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外感六淫。自然界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是万物及人类生长的条件,但是六气变化过于急骤突然,在人体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时就会成为致病因素,侵入人体使之得病,这时的六气称为“六淫”。
二是内伤七情。通常人体的精神情绪可概括为七种状态,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一般的精神状态变化不会使人得病,而突然的、强烈的、长期的情绪刺激,超过了人体正常的承受能力,会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的阴阳气血失调,从而导致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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