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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在我的记忆中，英国所辖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夏天就是这样：从绵延的山坡上蔓延开来的一座城市。并非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居住区全被蓟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英国装甲车有时停在街道拐角，它的掩体几乎关闭了，就像强光照得人眼睛无法睁开。装甲车上的机关枪正对着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就是你！

黎明时分，男孩子们会出去把地下组织的标语贴在墙上和路灯杆上。星期六下午，客人们会在我们家后院喋喋不休地争论，喝着一杯杯滚烫的热茶，吃着妈妈做的饼干。（我会帮她在柔软的面团上刻上星星和花样。）在争论过程中，客人们和我父母都会使用迫害、灭绝、救赎、情报人员、遗产、非法移民、围困、示威、哈吉·阿明12、极端主义者、基布兹、白皮书、哈加纳13、自我克制、定居点、匪帮、世界良知、暴乱、抗议、非法移民等词。偶尔，会有一位客人，通常是一言不发的一位客人，他瘦骨嶙峋、面色苍白，颤抖的手指间夹着香烟，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口袋里装满了笔记本和纸条，他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礼貌的火气，大喊“像送去屠宰的羔羊”、“受保护的犹太人”之类的话，接着他会急急忙忙地加上一句，像是要纠正错误的表达：“但是我们绝不让自己四分五裂，天理不容，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楼顶空荡荡的洗衣房里装上了洗脸池和电灯，从柏林来的裁缝拉扎鲁斯先生搬了进去。他个头矮小，点头哈腰，不住地眨着眼睛，即使是在盛夏，他也总是穿一件破旧的灰西装和马甲。脖子上挂着一根绿色卷尺，像条项链。据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让希特勒给杀了。而拉扎鲁斯先生又是怎样活下来的呢？有种种猜测。种种传闻。莫衷一是。我自己也琢磨不透：他们知道什么？毕竟，拉扎鲁斯先生本人从来没有讲过那边究竟发生过什么。他在门口挂了块纸牌，上面一半写着德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另一半是他让我妈妈用希伯来文给他写下的“柏林高级裁缝和剪裁师。承做各种活计。式样翻新。款式新颖。价格合理。保证信誉。”过了一两天，有人把写着德文的那一半撕了下去：我们无法忍受在这里使用刽子手的语言。

爸爸从箱子底找出一件开襟毛线衣，送我到楼顶，有劳拉扎鲁斯先生把扣子换掉，把接缝缝得结实些。“其实，就是件破衣服，也许穿不着了，”爸爸说，“可他在上头似乎饿着要吃面包，施舍总是让人不快。因此把这件衣服拿过去。他可以换换扣子。挣几个皮阿斯特。让他感到自己在这里受人欣赏。”

我妈妈说：

“好吧。新扣子。可干吗让孩子上去？你自己去啊，和他说说话，邀请他来喝杯茶。”

“那是肯定的喽。”爸爸懒洋洋地说，片刻之后，他突然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当然要邀请。一定邀请。”

拉扎鲁斯先生用旧床罩把楼顶一个偏僻的角落围起来，又用金属线加固，建成一个棚子或笼子，铺上从旧床垫里拆出的稻草，买了六只母鸡，让妈妈在剩下的半块纸牌上用希伯来语写道：“出售新鲜鸡蛋。”但是，即使在过节时，他也没把一只母鸡卖掉，让人杀了吃。相反，据说拉扎鲁斯给每只母鸡都起了名字，夜里，他常常起来，到楼顶查看母鸡们是否睡得香甜。一天，我和奇塔·莱兹尼克躲在水罐中间，听拉扎鲁斯先生和他的母鸡们拌嘴。是用德语。声明，坚持，解释，甚至给它们哼一曲小调。有时，我拿上去一些干面包屑，或是妈妈让我挑出来的一罐不要的豆子。我喂母鸡时，拉扎鲁斯先生有时会走过来，冷不丁地用手指碰碰我的肩膀，而后他会抖抖手指，像是被火烧了一样。我们有许多人和空气说话，或者和不在场的人说话。

我在楼顶，拉扎鲁斯先生鸡笼的背后，设了一个瞭望哨，从那里可以把其他屋顶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窥看英国军营。我通常站在那里，藏在水罐当中，暗中观看他们的晚间点名，把详细情况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用狙击手步枪瞄准他们，来一通不费吹灰之力的准确扫射，将其全面消灭。

我从楼顶的瞭望哨上，还可以看到远方散落在山丘斜坡上的阿拉伯村庄、守望山、橄榄山，再过去便是突兀而现的沙漠，而远处东南方便潜伏着恶意之山，山上是英国最高行政官的官邸。那年夏天，我在制订摧毁它的计划的最终细节，从三个方向展开攻势；我甚至准备好了一份概要，当英国最高行政官被抓获，在我的楼顶瞭望哨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概要上写的东西一一说出。

一次，我从瞭望哨上观察本·胡尔家的窗口，因为我怀疑他被跟踪了，在窗口出现的不是本·胡尔，而是他的姐姐雅德娜。她站在屋子中央，脚尖点地旋转两周，像个舞蹈演员，突然，她解开衣扣，脱掉便装，换上一条裙子。在更换便装与裙子的刹那，她洁白的肌肤上露出几个黑色小块，胳膊下面两块，肚子下面还有一片令人目眩的小岛，但很快这些黑色小块就被她用裙子遮住了。我还没弄清看见了什么，没来得及从瞭望哨退去，甚至没来得及闭上眼睛，裙子如同帘栊落下，把她从脖颈到膝盖遮了起来。我确实应该闭上眼睛，可是一切转瞬即逝。那一刻我在想：“我要死了。”我应该为此而死。

雅德娜有个未婚夫，还有个前未婚夫，据说，还有加利利的一个猎手，还有守望山的一个诗人，还有一个腼腆的崇拜者，他只能伤心地望着她，除了“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之外，没有勇气向她多说什么。在冬天，我把自己写的两首诗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说：“你要永远写下去。”这些话比多年来我听到的许多话都奇妙，因为我确实一直在写。

那天晚上，我决心鼓起勇气大胆地向她说明，或至少大胆地给她写信，请她原谅，解释说我不是要偷看她，说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雅德娜是不是注意到我就站在楼顶上。也许她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祈祷她没看见我，然而又希望她看见了我。

对于在瞭望哨看见的所有邻居、村庄、山丘和高塔，我都了如指掌。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内，在诊所排起的长队里，在对面多尔茨用家的凉台上，在施伯莱特报摊面前，人们会站在那里谈论未来希伯来国家的边界。是否包括耶路撒冷？是否包括海法的英国海军基地？是否包括加利利？还有沙漠？有些人希望文明世界里的部队会前来保护我们免遭阿拉伯人的杀戮。（我们对每个民族都有固定的称谓，就像名字和姓氏加在一起：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腐坏的德国、遥远的中国、苏维埃俄国、富饶的美国。沿海有活跃的特拉维夫。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加利利，在山谷，是以色列劳动者的所在地。阿拉伯人被贴上嗜血成性的标签。即使世界本身也拥有了几个称谓，也要视气氛和环境而定：文明、自由、广大、虚伪。有时人们说：“了解此事然而保持沉默的世界。”有时他们说：“世界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的。”）

与此同时，在英国人撤走、希伯来国家终于出现之前，食品杂货商和蔬菜水果零售商都是早晨七点开门，晚上六点宵禁之前关门。邻居们——多尔茨用一家、格里皮尤斯医生、我们自己、本·胡尔及其父母——聚集在布斯泰尔家里，因为他有收音机。我们神情忧郁、默默地站在那里收听耶路撒冷电台的新闻。有时，一阵黑暗过后，我们听起“战斗锡安之音”的地下广播，声音放得很低。有时，我们在新闻之后收听寻人启事，也许他们会突然提到在欧洲遇害的一个亲戚，结果竟存活下来，设法来到了以色列土地，或者至少来到英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的难民营。

在收听广播时，房间里一片宁静，仿佛帘栊在黑暗的清风中抖动。但关上收音机之后，大家都开始说话了。他们说个不停。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还剩下哪些机会。他们说啊说，仿佛害怕如果突然出现片刻的宁静，便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谈话和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冰冷而阴郁的宁静的话，他们会立即遏制这种宁静。

大家都看报纸，看罢一张后便相互交换，《事》、《观察者》、《守望者》、《国土报》，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因为那时的白天比现在的白天长很多，每份报纸只有四页，晚上他们会重读早晨读过的东西。他们一起站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前面的人行道上，比较《事》上写的关于我们的道义力量与《国土报》上说的耐性：也许字里行间蕴含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在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阅读中没读出来？

除拉扎鲁斯先生之外，居住区中还有其他难民，他们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匈牙利、俄罗斯。多数居住者不叫难民，也不叫拓荒者或者公民，而是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位于拓荒者之下，难民之上，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也反对激进分子。但是如何进行区分呢？拓荒者、难民和激进分子，几乎所有的人在发Resh时使用喉音，在发Lamed时声音流畅，只有东方犹太人发Resh时打嘟噜，在发Het或Ayin14时声音刺耳。父母希望我们这些孩子要成长为全新的犹太人，比父辈要强，虎背熊腰，成为斗士，在土地上劳作，因此他们拼命用肝尖、鸡肉和水果把我们填饱，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挺身而出，浑身黝黑，英勇无畏，不能再任敌人把我们像羔羊一样宰割。有时他们会对来耶路撒冷之前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产生眷恋，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唱歌，他们会给我们大致翻译一下，于是我们也知道了过去曾有过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的悠扬钟声。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废弃的小块土地在夏日下焦灼干枯，建筑都是由石头和瓦楞铁垒就，太阳炙烤着一切，好像这里已经发生了战争。耀眼的日光从早到晚狂暴地折磨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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